姬昌死后，姬发继承父业。他利用殷的混乱局势，“使保召公就微子开於共头山下。而与之盟曰：世为长侯，守殷常祀，相奉桑林，宜私孟诸。为三书同辞，血之以牲，埋一於共头之下，皆以一归。（《吕氏春秋诚廉》）”使微子“委身”。“使叔旦就胶鬲於次四内，而与之盟曰：加富三等，就官一列。为三书同辞，血之以牲，埋一於四内，皆以一归。（《吕氏春秋诚廉》）”使胶鬲成为内奸。又有内史向挚之流为一私之利投降周人。这些叛徒、内奸长期得不到惩治，逐渐由反对派变成了投降派。

还有一些人值得一提，他就是吕尚一类。吕尚曾在朝歌转游了多年，想让帝辛用他。但帝辛不理他。最后混到“凡人易之，老妇逐之，卖傭不售，屠钓无获，兽无一人慕之”的程度。吕尚恼羞成怒，愤然离开朝歌，投奔周人去了。吕尚受到姬昌热情接待，“吕尚屠钓之贱老也，文王尊而宗之”（晋傅玄《傅子·举贤》）。吕尚为周人灭殷出了大力。

还有一些小国，在周的软硬兼施下，也跟着周人摇旗呐喊。

殷国的投降派，以吕尚为代表的投机派，一些跟周人跑的小国，在周人的旗帜下，逐渐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反帝辛暗流。这股暗流不断涌动壮大，最终必然爆发。

二、牧野之战

“约公元前 1045 年，殷历正月间，帝辛从山东人方回殷都朝歌过年”（文叶雨蒙：《殷人东渡美洲》）。帝辛对反对他的暗流的形成发展壮大，毫不知情，他还在做着征抚东夷后，撤回军队，如何建设殷国的美梦。岂料灭顶之灾，已悬在头上。

投降派们并没有心情过年，他们估计帝辛可能年后就会从东夷撤军，到那时国内军队大增，收拾帝辛将会困难重重，不如现在乘帝辛国内兵力空虚之机，乐以忘忧之时，对帝辛下手，内外合力，形成优势，必然成功。

在这种情况下，“殷之大师、少师乃持其祭乐器奔周。周武王於是遂率诸侯伐纣”（《殷本纪》）。“太师疵少师疆抱其乐器而奔周。於是武王遍告诸侯……遂率……人，以东伐纣。”（《周本纪》）

“武王固知其无与为敌也”。周人虽有强烈的灭殷愿望，却常常为自己的势弱而犯愁，不敢与帝辛对抗。现在经过沟通，有殷的投降派为自己撑腰，“因其所用”，那还“何敌之有矣。”（《吕氏春秋》）於是武王“遂”出兵了。

两个表示条件或承接关系的副词“遂”字很重要，它透出武王出兵是接受了卧底殷人所提供的信息而使然的。孟子曰：“齐人有言曰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锄基，不如待时。今时则易然也”（公孙丑章句上）。可见这个军机是殷人为周人选定的。

周人出兵了，殷的投降派们仍不放心。“武王至鲔水，殷使胶鬲候周师，武王见之”（《吕氏春秋》）。双方商定，时间在甲子日，地点在殷郊，方法是殷军倒戈引导武王，一举杀死帝辛。（见《吕氏春秋贵因》）

“武王果以甲子至殷郊。”

武王至殷郊，“殷已先陈矣”（《吕氏春秋》）。但武王对殷军还有疑心。所以，武王“先庶国节窥戎”。见一切妥当，然后，宣誓。告诉他的官兵：“弗迓克奔，以役西土。”不要杀掉殷军中前来投降的人，以便让他们为我们服务。（见《牧誓》）

周军继续前进，“至殷”（《吕氏春秋》）

武王又拿出鬼把戏：“食小儿以丹，令身纯赤。长大，教言‘殷亡’。殷民见儿赤身，以为天神。及言‘殷亡’，皆谓商灭。兵至牧野，晨举脂烛，姦谋惑民，权掩不备。周之所讳也。”（《论衡·恢国》）

战争刚一打响，“纣师皆倒戈以战，以开武王。”（《史记》）

“纣卒易向，启乃下，武王善之，封于宋。”（《荀子。成相》）

“武王驰之，纣兵皆崩畔纣”（《史记·周本纪》）。即《吕氏春秋》所说“因战”。

“大克之”（《吕氏春秋》），联军大获全胜。

“盖杀者非周人，因殷人也。”（《荀子·儒效篇》）杀害帝辛，完全是凭借殷人的力量，这就是所谓的“兵不血刃”。

战后，“武王至商国，商国百姓咸待於郊”（《史记·周本纪》）表示欢迎。

“武王伐纣，太公阴谋”。（《论衡·恢国》）

还要特加补充，牧野之战后，微子再见武王———“周武王伐纣克殷，微子乃持其祭器造於军门，肉袒面缚，左牵羊，右把茅，膝行而前告。”（《史记·周本纪》）

从牧野之战的全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些什么呢？

第一，战机是殷人选定的，此叫里应外合。

第二，殷、周始终是相通的，殷人送信，周人出兵。“武王至鲔水，殷使胶鬲候周师”。打仗的时间、地点、方法，都是双方商定的。战前周人窥殷“戎”，战中微子下马会见武王。姬发进商国，商国百姓出城欢迎。周人哪里是侵略者，简直是殷的贵客。显然这也是早就谋划好的。

第三，“太师疵少师疆”是到西周请兵，没人指使，他们不敢。“武王至鲔水，殷使胶鬲候周师”，胶鬲与武王商定作战的时间、地点和方法，是“殷使”。可见太师疵、少师疆、胶鬲，他们都是被指派者，他们还有上级。这个上级是谁呢？他就是“纣卒易向，启乃下，武王善之，封于宋”中的启，即微子。可以说，微子是牧野之战的导演，是致殷国灭亡，帝辛赴火的真正罪魁祸首。

第四，古今中外哪有像牧野之战这样，自始至终，对立双方始终互通情报、共同商定的战争？太怪异了。

如果我们再仔细分析，殷周作战双方并非敌对，他们的共同敌人是帝辛。微子、胶鬲、武王他们共同演了一场戏。演戏是为了引蛇出洞，帝辛出来看戏了，还没弄清咋回事，就被演员们一轰而上，杀死了。帝辛悲哉，帝辛冤哉！

这是一个典型的里应外合式的军事政变。微子决定打倒帝辛，借助周人外力。政变成功了，理应微子当殷君，代替帝辛。然而周人来了，周人成了主演，殷人成了帮手。角色转变的方法是，殷人假装与周人打一下，然后前徒倒戈，投降周人，再配合周人杀帝辛，胜利果实让给周人。“适令武王不耕而获”（《贵因》）。这似乎让人不可理解，但是，如果我们把牧野之战与多年前武王与微子、胶鬲签订盟约一事联系起来，便不难看出，牧野之战是盟约的成功实施。

如果用一句话概括牧野之战，应该这样说：牧野之战是一场由微子导演，周人担名，叛军出力，果实归武王的军事政变。它是武王与微子、胶鬲签订的盟约的成功实施。

这样的“战争”还用分析武王为什么胜，帝辛为什么败吗？个中原因洞若观火。

如果要为牧野之战作个评价，那么，还是借用古人的话来说吧。

“武王己平殷乱，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隐於首阳山，采薇而食之。及饿且死，作歌。其辞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遂饿死於首阳山。”（《史记·伯夷叔齐列传》）

“尧不慈，舜不孝，禹偏枯，汤放其主，武王伐纣，文王拘羑里，此六子者，世之所高也。孰论之，皆以利惑其真，而强反其情性，其行乃甚可羞也。”（《庄子·盗跖》）

“汤放其主，武王杀纣。自是以后，以强凌弱，以众暴寡。汤武以来，皆乱人之徒也。”（《庄子》）

“舜偪尧，禹偪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者也，而天下誉之。察四王之情，贪得之意也；度其行，暴乱之兵也。”（《韩非子·说疑》）

“汤武人臣而弑其主，刑其尸，而天下誉之。此天下所以至今不治者也。”（《韩非子·忠孝》）

“殷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天下之所同闻也。为人臣而放其君，为人下而弑其上，天下之至逆也。”（《新书·立后》）

如果将以上评价综合起来，那么，“牧野之战”就是，“贪得”“以利惑其真”，“暴乱”“弑其上”，“至逆”“不知其非”，“甚可羞”的行为。

三、几个有关问题的看法

（一）关于“武王伐纣”

“居二年，闻纣昏乱暴虐滋甚，杀王子比干，囚箕子。太师疵、少师疆抱其乐器而奔周。於是武王遍告诸侯……遂率……人，以东伐纣”（《周本纪》）。

我们在《为帝辛辩诬》一文中，拿显微镜都找不到“纣昏乱暴虐”的事实，怎么能说是因为“纣昏乱暴虐”而遭到武王讨伐呢？统观牧野之战，我们倒是清楚地看到，为了实现早年武王与微子胶鬲签订的盟约，实现微子“世为长侯，守殷常祀”的愿望。不然不会是这样的阴谋政变。

（二）“帝纣闻武王来，亦发兵七十万人距武王。”（《史记·周本记》）

一个闻字暴露了许多问题。

帝辛闻武王来了才发兵。说明原来帝辛不知道武王来。这就又说明两个问题：一个是带有请兵性质的“太师疵、少师疆抱其乐器而奔周”，这件事帝辛不知道。一个是“武王至鲔水，殷使胶鬲候周师，武王见之。”这个事帝辛不知道。这么看，帝辛什么时候“闻武王来”的呢？只能是“甲子昧爽”。而且是“誓已”“陈师牧野”之时。为什么？武王之来这事，无论微子还是武王，对帝辛都是绝对保密的，不可能让帝辛得知一点风声。所以，帝辛甲子日当天才知道武王来的。

武王微子对帝辛下手要速战速决，这是肯定的。甲子日当天，战斗结束，过年时天又短，太阳没下山，殷国百姓就欢迎武王进城了。不然，商容就没法向商国百姓介绍周军进城的情况了。所以，从帝辛闻武王来，到武王进商国，最多十个小时左右。在这种情况下，帝辛再组织军队是不可能的。一般军队组织不起来，奴隶军同样组织不起来。帝辛能带上战场的军队最多就是他的卫队。有的就是微子胶鬲训练的叛军，无论多少都不属于帝辛。没有时间啊。那怕牧野只有一万名或五千名真正的帝辛军队，战斗决不会甲子日当天结束。几个卫队就打得“血流漂杵”了，更何况万人。

所以，牧野战场除帝辛的卫队外，没有帝辛亲自组织或率领的其他军队。

（三）关于前徒倒戈

有人说：商王纣仓忙出兵应战，那些被迫从军的奴隶，一到阵前便倒戈起义，引导周军攻入朝歌。

前文已说过，牧野战场除帝辛的卫队外，没有帝辛亲自组织或率领的其他军队，哪来“纣师皆倒兵以战”？

古今中外任何集体阵前起义，都必须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没有事前双方的真诚密谋，就不会有任何集体阵前起义。即便有个别人投降，不被杀死就不错了，受降者大都不会立即重用投降者。

我们退一万步说，帝辛仓乱之中组织了军队。几个小时，武器从何而来？官不认兵，兵不认官，谁指挥谁？战斗开始，便会完全崩溃，各自逃命。谁还会“以开武王”，再为武王卖命？

战场上是有战场纪律的，倒戈者就地斩首。周武王在《牧誓》中就告诉他的军队，要几步一整顿，如果谁不努力作战我就杀死谁。更不要说倒戈。帝辛的军队就没有军纪？谁想倒戈就倒戈？

再从另一个角度说，难道武王就不怕“殷军”是诈降？他就不怕被“开”到绝路上？如果事先不约定好，即便降兵“以开武王”，武王会竟敢那么轻易相信他们、让他们开路？

况且，“武王果以甲子至殷郊。殷已先陈矣”（《吕氏春秋贵因》）。“帝纣闻武王来，亦发兵七十万人距武王。”那么，很明显“先陈”的殷军，必不是帝辛的军队。这支部队“易向”，“启乃下”（《荀子·成相》）。这岂不证明这支军队是微子启的部队吗？这恰恰证明倒戈军队是微子胶鬲们训练好的叛军，而非帝辛的奴隶兵。胶鬲到鲔水会见武王就是谈倒戈问题，是武王胶鬲事先联系好的。正因为武王知道倒戈一事，所以武王事先就告知他的军队，不要杀来降者，他们可为我们使役。所以，一倒戈便“以开武王”，成为逼杀帝辛的主力军。

更有人说：“商纣王的军队虽然很多，但商军是由奴隶和贫穷自由民组成的，他们对周人并无敌意，反而把周人看作自己的救星”（《中国史纲要》）“欢迎周对自己的拯救”（《中国通史简编》）。

这更值得商榷。武王对奴隶实行的是“有亡荒阅”政策，帝辛实行的是解放奴隶政策。如果哪个奴隶干得好，帝辛还让他们当官。帝辛的奴隶政策比周的奴隶政策要宽松得多。所以，许多奴隶都逃到殷国去。这还引起一些国家对帝辛的不满。这些奴隶怎么会对帝辛不满，而把周看作自己的“救星”呢？逃周还逃不脱呢，怎么会“欢迎周对自己的拯救”呢？

（四）商国是否出了“商奸”

有人认为，“前徒倒戈”，那并不是商人出了商奸，而是俘虏兵调头了。

“俘虏兵调头”的问题前边已说过。仅谈商人是否出了商奸。

如果不是商人出了商奸，那么，胶鬲、微子与周人签的两份盟约是什么性质？

如果不是商人出了商奸，为什么帝辛得知武王来犯之前，就有人知道武王出兵了，并派胶鬲到鲔水“候周师”？

如果不是商人出了商奸，武王行军千里，为什么没有一座烽火台报警？

如果不是商人出了商奸，为什么武王的军队直接开到了殷都城下。

如果不是商奸与周人内外勾结，“殷军”怎么会前徒倒戈以开武王？

如果不是商奸与周人内外勾结，为什么太师疵少师疆一到周国，武王就“遂”出兵？

如果不是商奸与周人内外勾结，武王怎么会知道，战斗一打响殷军就会投降，而且要为他服务？所以他要求他的兵士“弗迓克奔，以役西土。

如果不是商奸与周人内外勾结，有内应，以下这些话如何理解？

“武王固知其无与为敌也。因其所用，何敌之有矣”（《贵因》）。是谁告诉武王殷军为其“所用”。

“武王果以甲子至殷郊。殷已先陈矣。至殷，因战，大克之”（《贵因》）。哪有侵略者凭借被侵略者的军队打败被侵略者？

“适令武王不耕而获”（《贵因》）。谁令侵略者“不耕而获”？

“武王……兵不血刃而克商诛纣。（《尉缭子·武议》）”哪有入侵者“兵不血刃”而灭掉被入侵者？

“武王之诛纣也，……鼓之而纣卒易乡，遂乘殷人而诛纣，盖杀者非周人，因殷人也。故无首虏之获，无蹈难之赏”（荀子儒效篇）。武王灭殷反而“乘殷人而诛纣”岂非怪事？

《多士》曰，王说：“我要说：‘是你们无视法度，我们并没有先进攻你们，是你们在自己的都邑，首先发难。’我考虑上天既已降下大祸给殷，所以也就不再治你们的罪了。”（王世舜《尚书译注》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7）

这句“我们并没有先进攻你们，是你们在自己的都邑，首先发难”的话，怎么解释？

连姬旦都说殷国出了叛徒，出了汉奸，“在自己的都邑，首先发难。”我们有什么理由否定呢？

（五）关于反戈一击，亦为英雄。

《新史记》中有一段文字叫《反戈一击，亦为英雄》：“谈到牧野之战，自然会想到周武王的英勇善战，商纣王的无道而亡。其实在牧野阵前倒戈的商军，亦为识时务的英雄。倒戈的商军，离开黑暗走进光明，背弃黑暗走向光明，实乃英雄之辈所为也。天下大势，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正义最终战胜邪恶，光明一定替代黑暗。识时务者为俊杰，认清时局，把握潮流，必能成就大业。否则只能被历史淘汰。”

这是写在《牧野之战》一文前的短文。这真是大喊大叫宣扬卖国主义。

首先，我们应该认识“牧野之战”的背景、性质。

帝辛为了全力经营东南夷，他放心地将西方的治安大权交给了属国西周。西周恩将仇报，联合所有反殷势力，灭殷。公元前1046年，武王、微子在帝辛大军尚在东夷、国内兵力空虚，在帝辛既无思想准备，又无物质准备，高高兴兴回家过年的情况下，相互勾结，在牧野突然发动军事政变，灭亡了殷国，杀死了帝辛。

西周作为殷国的下级属国，辜负了帝辛的信任、重用。从本质讲，西周灭殷是一种卑鄙的忘恩负义、叛乱行为。

微子胶鬲和倒戈之殷军是一群叛徒、内奸、卖国贼。对此，我们应该嗤之以鼻，口诛笔伐。岂能对叛徒、内奸歌功颂德！爱国是无条件的，卖国在任何情况下都是罪过。

我们不妨对原文逐段剖析。

“谈到牧野之战，自然会想到周武王的英勇善战，商纣王的无道而亡。其实在牧野阵前倒戈的商军，亦为识时务的英雄。”

在牧野，我们只看到武王对他的内应“殷军”“驰之”，兵不血刃，看不到周武王的英勇，更没有看到武王的善战。“商纣王的无道而亡”。这里我们不讨论“商纣王的无道”还是有道。“在牧野阵前倒戈的商军，亦为识时务的英雄。”有研究的必要。

时务：《辞源》曰：“谓当世的要事。”《辞海》曰：“当世之事；指有关国计民生的大事。”英雄：《辞源》曰：“识见、材能或作为非凡的人。”《辞海》曰：“杰出的人物。”“识时务的英雄”就是认识了当世的要事的杰出人物。

武王兵临城下，殷亡迫在眉睫。殷国的当务之急，重大时务是抗周救殷，保卫国家。这就是当时殷的时务。

殷军在殷国遭到别国入侵时，不奋力抗击敌人，不保卫自己的国家，关键时刻倒戈投降敌人，更不该反过来为敌人冲锋陷阵，灭亡自己的国家。这样的人，就是不识时务，就是叛徒。这样的军队就是叛军。称“在牧野阵前倒戈的商军，亦为识时务的英雄。”岂不是颠倒了黑白？这岂不是在大喊大叫宣扬卖国主义，为叛徒卖国贼涂脂抹粉唱赞歌？

抗日战争时期，帮助日本侵华的那些中国人民的败类叛徒卖国贼，算什么呢？算“识时务者”？算英雄？俊杰？若如此，天理何在？

这些“英雄”为殷人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殷国灭亡。就是殷人全部变成了周人的奴隶，谁不努力为周人服务，就要被迫迁徙，背井离乡，被制裁，被杀戮。

殷帝辛是好是坏，历来都有争论；周武王是好是坏，历来也说法不一。我们可以各持己见。但对如何保卫祖国这一原则问题，要搞清楚，不可混淆，不能搞投降有理，叛国有功这一套。

“倒戈的商军，离开黑暗走进光明，背弃黑暗走向光明，实乃英雄之辈所为也。”

什么是光明？什么是黑暗？商朝已进入发达的奴隶制社会，周尚在氏族社会末期父家长家庭公社阶段。谁进步，谁落后，谁光明，谁黑暗，不是很清楚吗？倒戈的商军投周，怎么能叫“离开黑暗走进光明，背弃黑暗走向光明”？这岂不是对历史的颠倒？岂能说他们“实乃英雄之辈”？

不要说周不光明，就说周光明，能把“走向光明”作为叛国的正当理由吗？一个所谓光明的国家入侵我们，我们能以“走向光明”叛国投敌，效忠敌国吗？

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入侵者是一个先进的国家，就能投降它吗？入侵者自称其民主自由，就能投降它吗？叛国投敌有理论可以休矣。

爱国是无条件的，杀敌保国救国是无条件的。无论“牧野战争”也好，“牧野政变”也好，在国家处于危亡时刻，投敌变节，就是叛徒。又帮助敌人灭亡自己的国家，他就是叛徒加敌人。

“天下大势，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正义最终战胜邪恶，光明一定替代黑暗。”这句话作为一条普通的历史规律，没有错。如果和商军倒戈一事联系起来，作为对商军倒戈一事抽象概括，恐怕值得商榷。

天下大势是指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原始社会向奴隶社发展，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发展……这是天下大势。顺，就是顺从这个大趋势。逆，就是违背、对抗这个大趋势。正义即正当的公正的道理。邪恶是奸邪不正。

帝辛命姬昌为公，当方伯，希望姬昌能为国出力，安定西方。对姬昌信赖有加，从不怀疑。但姬昌以恶报德，利用帝辛给予的征伐大权，发展自己的私人势力，最后背叛帝辛，灭商杀害帝辛。请问，是正义还是邪恶？处在氏族社会末期父家长家庭公社阶段的周，灭掉处在奴隶社会发展阶段的殷，这是顺还是逆？

“识时务者为俊杰，认清时局，把握潮流，必能成就大业。否则只能被历史淘汰。”这句话作为一条普通的历史规律，也没有错。如果和商军倒戈一事联系起来，作为一种对商军倒戈一事抽象概括，恐怕也值得商榷。

请问：倒戈商军成就了什么大业？灭亡了自己的国家，杀死了自己的国君，使全国人民变成了周国的奴隶，同时，自己也成了周的奴隶。这就是他们成就的“大业”。除此之外，他们还成就了什么大业呢？

殷国和周国毕竟是两个国家，尽管地位不同。爱国还是卖国是大是非问题，马虎不得。不能因为你认为帝辛不好，就搞叛国有理，就把叛军称为英雄。

当时在牧野抗击武王入侵打得“血流漂杵”的帝辛及其卫队，将永远被人民歌颂。倒戈商军，亡殷国，杀国君，将永远“被历史淘汰”。在任何情况下，这些商军都是叛贼。他们已被订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叛军的帽子也是永远摘不掉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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