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帝辛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被侮称为“纣”，被诬为丧失民心，残暴，酗酒，登用小人、诛杀贤良等，但有很多史料证实，这些均为不实之词。
关键词：帝辛；失民心；残暴；酗酒；“登用小人、诛杀贤良”
帝辛，原名受德，或称受。纣是周人为其起的带侮辱性的名字。
“帝乙长子曰微子启，启母贱，不得嗣。少子辛，辛母正后，辛为嗣。”（《史记·殷本纪》）
“纣之同母三人，其长曰微子启，其次曰仲衍，其次曰受德，乃纣也，甚少矣。纣母之生微子启与仲衍也，尚为妾，已而为妻而生纣。纣之父，纣之母，欲置微子启以为太子。太史据法而争之，曰：‘有妻之子而不可置妾之子。纣故为后。’”（《吕氏春秋·当务》）
帝辛继位是“太史据法而争”的结果，是合法的继承人。
“纣长巨姣美，天下之桀也，筋力越劲，百人之敌也。”（《荀子·非相》）《帝王世纪》云：“纣倒曵九牛，抚梁易柱”。《史记》曰：“帝纣资辨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知足以距谏，言足以饰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声，以为皆出己之下。”
可见帝辛是一个身材高大、长相俊美；身体健壮，力气很大。能“手格猛兽”，是“百人之敌”。而且，天资聪慧，反应敏捷；智多识广，能言善辩；能力过人，声望极大。
帝辛时期国土面积广大，“纣之地，左东海，右流沙，前交趾，后幽都”。（《淮南鸿烈解二十》）帝辛将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纣王兼天下，朝诸侯，人迹所及，舟楫所通，莫不宾服。”（《淮南子·主术训》）
就常理而言，商代碰到这样一位百世难得的卓越领导，应是万幸，商国定要大发展。事实正是如此，不但“人迹所及，舟楫所通，莫不宾服”，而且国富民强。农业大发展，粮食打得多，要建大仓库———钜桥仓；钱多宝贝多，要建大金库———鹿台。
这种不符合逻辑的历史发展，引起古今中外人们的广泛关注。在中国，对帝辛的争论三千多年来，没有平息过。在国际上，许多专家学者也在研究帝辛。帝辛因此名扬中外。朝歌也因此驰名全球。
帝辛是好还是坏？应该肯定还是否定？有人把帝辛骂的一无是处，将他与夏桀并列；有人说帝辛是个了不起的国君，应当肯定；还有人说帝辛前半生是有道明君，后半生是无道昏君，功过参半。至今天争论不休。
笔者是朝歌人，家距帝辛陵不过千米，听着帝辛的故事长大，所以帝辛是好是坏，常常牵挂于心：帝辛是个什么样的人？否定帝辛什么……为此翻了不少书，看了不少文章，对帝辛这一历史人物有自己的观点和看法。这些体会可分四部分：一、帝辛失民心吗；二、帝辛“残暴事实”探源；三、从《酒诰》说起；四、诬帝辛“登用小人，诛杀贤良”析。
孟子曰：“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孟子·离娄章句》）“在众叛亲离，四面为群众怒火所包围的形势下，纣变成了‘独夫’。”（《中国古代史》）
帝辛是否“众叛亲离”，失去了民心，变成了“独夫”？我们还是通过事实来看看吧。
《史记》说“武王至商国，商国百姓咸待於郊”，迎接武王。姑且将这一说法当作事实看，殷国百姓不满帝辛，欢迎武王。但，两年后，武王死，大批殷遗民叛周。原本欢迎武王的殷遗民，享受了两年武王给的“幸福”生活，怎么突然背叛了武王呢？
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通过两年的生活体验对比，知道了武王不及帝辛。吃够在武王统治下的苦，方知在帝辛统治下的甜。如果不起来拼死斗争，这种痛苦生活就永远没有尽头。於是就拼死与周人斗争。殷遗民反周规模之大，反抗周人之坚决，令人吃惊。
周对反抗自己的殷遗民，除采取镇压杀戮之外，将殷遗民迁出朝歌。迁往成周的人很多。具体数字无人透露，但仅从监视成周殷遗民的军事力量看，就可想见。周公“派八师兵力（一师2500人）驻成周，监视顽民。”（《中国通史简编》）
《新史记》说：周公东征胜利以后，大批殷遗民主要是商王室和在各地的贵族被迁往西土。自本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先后在陕西、甘肃一些地方发现了不少的西周初至晚期的青铜器，其中有些是一个家族的铜器群。根据这些家族的铜器群的族徽和铭文内容来断定，都是西迁殷遗民之物。故周公东征后，在西迁殷遗民时不仅只迁至成周一处，也迁了不少至宗周和周人的发祥地区。
又让微子带到商丘很多。以至於将康叔封到朝歌后，周公不得不“颇收殷余民，以封武王少弟封为卫康叔。”（《周本纪》）周人对殷遗民如此迁徙，可见殷遗民反周之烈。
殷遗民如果没有对帝辛的殷切怀念，如果没有对周统治的深恶痛绝，他就不会反抗。殷遗民叛周的坚决激烈和规模之大，是对帝辛的最大怀念，最高肯定。
为什么会出现“武王至商国，商国百姓咸待於郊”的情况呢？原来欢迎武王是有人组织的：商容与殷民观周师之人。见毕公曰：“吾新主也。”容曰：“非也。其人将有急色。君子临事而惧。”见太公曰：“吾新君也。”容曰：“非也。其人虎踞而鹰趾，当敌将众，威怒自倍，见利即前，不顾其后。故君子临众，果於进退。”见周公曰：“吾新君也。”容曰：“非也。其为人忻忻行休，志在除贼。是非天子，则周之相国。故圣人临众知之。”见武王曰：“吾新君也。”容曰：“圣人为海内讨恶，见恶不怒，见善不喜，颜色相副，以是知之。”（《续博物志》卷十）正因为商容组织人员欢迎武王有功，所以受到武王“表商容之闾”的奖励。
这就是帝辛领导下的殷民，我们虽然听不到他们高呼拥护帝辛的声音，却听到了亡国后他们坚决斥骂周人的吼声。这叫帝辛失掉民心了吗？
东夷原本是帝辛新开拓的地方，按常理他们不会留恋帝辛，他们屈从周人很正常。但东夷人不服周人管辖而叛周，以至让周公旦“东征”用了三年时间。“伐奄三年，讨其君，驱飞亷於海而戮之。灭国者五十。”（《孟子·滕文公下》）
东夷人不服周而坚决与殷人站在一起，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帝辛得东夷民心。
当东征大军惊闻武王占领朝歌、帝辛被杀、殷国灭亡时，他们没有举起双手向周人投降，也没解散、各奔前程，更没有化为流寇，而是采取了令人意外的举动：他们带着失国的痛苦，怀着对帝辛的依恋，奔向大海，谋求生路。何以为证？
由于恰在殷商灭国之际，攸侯喜率领的殷军失踪之时，在中美洲尤卡坦半岛，突然兴起了带有强烈商殷文化色彩的奥尔梅克文明，于是学者们自然联想到：殷人是否东迁到美洲？
欧阳可亮先生曾有机会听到郭沫若和董作宾谈殷人东渡。他说：1956年，小竹文夫教授和郭沫若在东京学士会馆一起谈殷帝辛的功过和殷人东渡，我在旁。郭沫若说：殷纣王开拓东夷、淮夷、虎夷（人方、林方、虎方），功垂千古。今天中国有大连、天津、青岛、连云港、上海、浙闽、广州等领海之域，是帝辛开辟的。小竹文夫说：当帝辛做这伟大的工作时，周武王由西边进来了。沫若说：于是殷军没有退路，就只有东渡。征人方的攸侯喜是唯一领导殷人东迁及东渡的可能者……欧阳可亮先生还说：董作宾是我的老师，他说，根据我作的殷帝辛日谱，攸侯喜征抚东夷林方、人方、虎方、粤方，迁殷民十五万与林方、人方等同化……武王灭周之际，东夷殷军民从此失踪。虽无从查起，但东方之东亦即东方，殷人东渡当在美洲。为此董作宾两度赴美调查……未到墨西哥、秘鲁、智利去看看，太可惜了……（叶雨蒙《殷人东渡美洲》）
“三监”原本是周人监视武庚的，但是为什么“三监”不久就叛周了呢？《新史记》曰：“历来对三监叛周的原因有诸种说法。从三监来说，似是与周公争夺王权，武庚及东夷是助三监反叛。或说是三叔伙同武庚反周复商，得到东夷之助。这都是有据有理，然皆为现象而非实质，其实质应从商周两族所处的社会阶段和社会生活中去探索。……灭商后，落后的周人从农村来到大邑商后，武王的三个亲弟弟虽然是监视武庚和殷遗民，但只两年时间，三叔就被商发达的文化，富裕的社会生活所吸引，从思想意识上被演变。制造周公流言只是借口，实质是想助武庚恢复原有社会生活。”
帝辛的功业将原本的敌人都吸引了，怎么会在国内失民心呢？
最后，我们还是听听周公旦自己是怎么说的。
周公对殷遗民说：“现在我怎敢对你们说出这许多告诫的话，我只是想用这些话来开导和教育你们四国臣民。你们四方诸侯为何不听我的劝导？你们为何不亲附我们，帮助周国治理天下，共享天命？现在你们仍旧居住在你们原来的地方，耕种着原来的土地，你们为何不顺从我们的国王，发扬光大上天的命令呢？你们不听教导，屡次发动暴乱，你们的心那么不顺从，你们不去考虑上天的命令，你们完全把上天的命令丢在一边。这是你们自己不遵守法度，反而偷机取巧，妄图取信于我们执政者。因此我必须好好的教导你们，因此我要用武力来镇压你们，详细拷问你们的供词。你们一而再，再而三的发动叛乱，我也就一而再，再而三的讨伐你们。如果你们不遵守我下达的命令，我就要大大地惩罚你们。这不是我们周国不按德教的原则给你们以和平安宁的生活，这实在是你们自己招来的祸害。”（《尚书译注·多方》）
周公旦是一个自命不凡的人。这里面对宁死一而再、再而三地反抗的殷遗民，他心虚了，无奈了。同时也露出了他的狰狞面目。
殷遗民，东夷人民，经过二、三年的切身体验，深深感到，在周人统治下生活，实在受不了，远远不如在帝辛统治下生活。“三监”原本是监视武庚叛周，现在他们自己却靠近了武庚，背叛了周人。东征大军宁可冒死奔向大海，也不降周。周公自己多次说殷遗民一而再再而三地暴乱叛周。从哪一点能说明帝辛失去民心了呢？怎么能说：帝辛变成了“独夫”呢？
我们听不到群众高呼：“帝辛万岁万万岁”，但却看到了全体殷遗民、东夷人反周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从这里我们还看不出民心的背向吗？
直到周朝晚年，世俗之人仍然认为“桀纣为有天下，而臣汤武”，“桀纣有天下，汤武篡而夺之。”“桀纣为君，而汤武为弑。”（《荀子·正论》）
帝辛失民心的说法是经不起推敲的。愈推敲，愈可以看出，帝辛是深得民心的，而不是失民心，更不是独夫。
传统观点认为帝辛是一个无以复加的暴君。帝辛是不是暴君应当叫当时的人说，叫当事的人。其他人说，多为听来的或是编造的，可信度严重打折扣。时间越过了三千年，当时人、当事人的骨头都烂完了，他们当然不会说话了。幸亏我们还有古书。这些古书或为当时人写，后人改的；或为后人写，又后人改的。因为历史是胜利者写的，所以其真实性应当考虑。不过在这里，我们抛开这一切，权当所记都是真的。我们不妨循着历史的印迹，去探访帝辛所谓“残暴事实”的源头。
我国最古老的史书《尚书》，有一篇文章叫《西伯戡黎》。此文指责帝辛“惟王淫戏，用自绝”。“淫戏”，戏是玩耍，淫戏是过度玩耍，亦即太好玩了。有人把这句话解为“只是因为王沉湎于酒乐之中而自绝于先王。”
还有一篇《微子》，微子是帝辛的大哥，他指责帝辛“我用沈酗于酒，用乱败厥德于下。”以至于“吾家耄逊于荒”。
周人在殷亡之前，是“殷勤事纣”。巴结还怕巴结不好，哪里还敢指责帝辛！
在牧野，周武王搞了个《牧誓》。《牧誓》是武王对帝辛的控诉书，剿灭帝辛的动员令。帝辛的劣迹和残暴事实都应集中在《牧誓》中，它应该是帝辛“残暴事实”集大成者。可惜，《牧誓》共有245个字，讲到帝辛罪过的仅58个字，只占全文的五分之一强。从内容上说，共开列出纣王的三条罪状：一是听信妇人的话；二是不祭祀祖宗和上帝；三是任用四方逃亡的奴隶而不任用同宗兄弟。
在这关键的时刻和关键的事件关键的誓词中，武王、周公为什么没有列出帝辛一星半点的“残暴事实”呢？连酗酒也没有。
统观《牧誓》对帝辛的“指责”的三条不仅不是帝辛的罪过，连错误也不是，与其说是对帝辛的控诉书，不如说是对帝辛的表扬稿。它指出了帝辛思想的进步，观点的超前。同时反衬出武王周公们的保守落后。
《牧誓》是周人准备多年的讨帝檄文。殷亡之后，三监叛周之前，这几年里，如果帝辛有“残暴事实”，周人对帝辛的“残暴事实”应该大加揭露和批判了吧！然而，没有。我们没有发现在这期间周人对帝辛罪过的任何揭露和批判。为什么既无提及，更无批判呢？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没有，找不到。
“牧野之战”前，殷国国内帝辛的反对派；“牧野之战”中，武王、周公；“牧野之战”后的周人；都没有讲出帝辛的“残暴事实”，这说明帝辛真的没有“残暴事实”。
正当我们寻找帝辛的“残暴事实”时，我们发现周人在亡殷后也在寻找。
“武王入殷，闻殷有长者，武王往见之，而问殷之所以亡。殷长者对曰：王欲知之，则请以日中为期。武王与周公旦明日早要期，则弗得也。武王怪之。周公旦曰：‘我已知之矣，此君子也，取不能其主，有以其恶告王，不忍为也。若夫期而不当，言而不信，此殷之所以亡也。’”（《吕氏春秋·贵因》）
武王不知殷亡的原因，竟然还要向殷“长者”问。可见武王自己也知道其伐殷理由不足，需要赶快找伐殷的理由。可惜“长者”并不睬他，将他支走之后就不见他了。为了避开这种尴尬，周公旦自己做了一个下台阶的解释：“若夫期而不当，言而不信，此殷之所以亡也。”周公这种自我嘲解的能力，确实很强。
长者对武王和周公的避而不见，一方面表现了长者对帝辛没有太大的意见，另一方面也表现出长者对武王们的不满和蔑视。
“武王胜殷得二虏而问焉，曰：‘若国有妖乎？’一虏对曰：
‘吾国有妖，昼见星而天雨血，此吾国之妖也。’一虏对曰：‘此则妖也，虽然，非其大者也。吾国之妖甚大者，子不听父，弟不听兄，君令不行，此妖之大者也。’武王避席再拜之。此非贵虏也，贵其言也。”（《吕氏春秋·慎大》）
其实，后一虏讲的“吾国之妖甚大者，子不听父，弟不听兄，军令不行，此妖之大者也。”这句话指责的是谁呢？是子，是弟，是不行君令者。同情的是国君。君令不行，导致国亡。谁之过？难道是国君之过？该虏指责的是有些人不行君令。“武王避席再拜之。”可惜虏讲的妖不是帝辛，而是不执行帝辛命令的人———帝辛的反对派、作乱者、叛徒。
“武王已克殷，后二年，武王又问箕子殷所以亡。箕子不忍言殷恶，以存亡国宜告。”（《史记·周本记》）武王在帝辛的反对派这里，在曾被帝辛关在监狱里的箕子这里，也没得到帝辛的“残暴事实”。
武王苦苦寻找了二年，竟没寻找到任何帝辛的“残暴事实”。真是寻找帝辛的“残暴事实”实在是太难了。
周公派康叔到朝歌建立卫国。因为康叔年龄小，周公唯恐康叔上任之后出差错，便给康叔下了三份诰书，教他如何执政。
如果周公掌握了帝辛的暴虐事实，他会将帝辛的罪过告诉康叔，让其引以为戒。然而三份诰书均未讲出帝辛的任何暴虐。只是说，你“到殷的故土，要广泛地寻求殷商过去圣明国王的治国之道，用以治理臣民。你要很好地考虑殷商遗老的思想动态，要研究一下他们究竟要干什么，这样，你就会知道应该怎样治理才能使他们顺服了。”
《康诰》是康叔到朝歌上任之前，周公对康叔的训诫之词。如果周公抓住了帝辛的“残暴事实”，那么，周公就会、也应该把帝辛的“残暴事实”告诉康叔，使康叔引以为戒。然而没有。
《多士》是周公向殷遗民发布的诰令。周公可以理直气壮地告诉殷遗民，我为什么要灭亡你们殷国？是因为帝辛犯了多少多少、什么样的罪状。这样把帝辛的罪状一一列出，让殷人自己说帝辛应不应该灭。但周公没能作到。周公只是对殷遗民反复说的是：“你们这些殷国的遗民，时运不佳，上天把丧亡的大祸降给你们殷国。我们周国帮助上天行使命令，奉着上天圣明而威严的意旨，用王者的诛罚，命令你们殷王终止帝业。现在我要告诉你们这些殷国的遗民，不是我小小的周国敢夺取殷国的大命，因为上天不把大命给予那些善於说谎而又胡作乱为的人，所以才辅助我周国。假如上帝不给我们，我们是不敢妄求这个大位的。上天是圣明而威严的，我们下民只有本着上帝的意旨行事。”
你看，周公面对殷遗民，像一个犯了错误的孩子，不敢说一句硬话，把灭殷的责任完全归给了上帝。周公面对殷遗民没能说出帝辛半点残暴事实。
周公经过多年的努力，直到周公死，并未找到殷纣王的“残暴事实”。尽管周公能言善辩，面对殷遗民的反抗，面对殷遗民的责问，他说不出灭殷的理由，显得理屈词穷，无言以对。
查中国最早的史书《尚书》，殷灭亡前后，找不到帝辛的所谓“残暴事实”。
我国著名史学家顾颉刚先生总结出西周时帝辛的罪恶传说六条：其一，酗酒。其二，是不用贵戚旧臣。其三，是登用小人。其四，是听信妇言。其五，是信有命在天。其六，是不留心祭祀。
他的罪状确是只有这一点，这都是庸人的愚昧，并没有奇怪的暴虐，何况这些话大都是从周朝人的口中说出来的，他们自己初有天下，以新朝的资格，对于所灭的国君发出几句斥责的话，乃是极平常的事，而且是应该有的事。即使被灭的国君是一个圣人，这些笼统的斥责之言于例亦不可少，因为既要打他，就不得不骂他。《韩非子·外储说》云：“文公伐宋，乃先宣言曰：‘吾闻宋君无道，蔑侮长老，分财不中，教令不信，余来为民诛之。’”“越伐吴，乃先宣言曰：‘我闻吴王筑如皇之台，掘深池，罢百姓，煎靡财货，以尽民力，余来为民诛之。’”
读了这种话，再去看《牧誓》《多士》诸篇，颇使得我们要骂纣而不忍。所以我们对于西周时纣的罪恶的传说，只须看作一种兴国对于亡国的循例之言。<顾颉刚《纣恶七十事的发生次第》>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具有现实主义。《诗经》分风、雅、颂三部分，风就是民歌民谣之类，反映的是民俗、民情、民风。你要想知道基层民众在干什么，想什么，爱什么，恨什么，你就去看民歌民谣。《诗经》有十五国风，其中《邶风》《鄘风》《卫风》都是帝辛都城朝歌一带的民歌民谣，在国风中占有很大比重。然而有一个奇怪的现象，无论在京都还是其他地方，也就是十五国风中没有一首民歌是讽刺、反对、憎恨帝辛的。
如果说帝辛是中国历史上典型的暴君，为什么没有人对他进行讽刺、挖苦、痛恨、漫骂呢？有人可能会说：《诗经》收集的是周民歌，而不是殷民歌，所以没有反对帝辛憎恨帝辛的民歌。然，此言差矣！殷周相隔多长时间？一个夜晚。先一天是殷，第二天是周。诗歌不可能随着殷国的消亡而消亡，它定会继续流传。这岂不又成了周民歌？
况且反对帝辛的民歌，周人会更加重视搜集。周人没有搜集到，就证明没有反对帝辛憎恨帝辛的民歌。这又说明了什么呢？
《论语》是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论集。是中国第一部个人言论集。《论语》中也没有抨击或谴责帝辛。
《酒诰》是周公旦给康叔的诰书。全文大体分三部分：第一部分讲戒酒的重要；第二部分讲殷亡的教训；第三部分讲戒酒的措施。讲殷亡的教训时说，从成汤到帝乙都不敢饮酒而勤于政务，帝辛却“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庶群自酒，腥闻在上，故天降丧于殷”意思是帝辛纵酒无度，只顾亭乐。臣民大量饮酒，酒气冲天。上天下令灭殷。
周公旦讲帝辛先生不饮酒时是“闻”的，讲帝辛饮酒时，还是“我闻亦惟曰：在今后嗣王酣身”。闻就是听，听别人说，道听途说。听说的东西不一定可靠。用不一定可靠的东西作依据，大肆指责帝辛，就有对帝辛罪过揭露不负责任之嫌。
《牧誓》作为牧野之战讨伐殷商的檄文，却没有指责帝辛饮酒，《酒诰》中反而把饮酒称作帝辛亡国之罪，到底帝辛有没有饮酒之罪？作为周公把道听途说当事实，信口雌黄，不负责任地将帝辛大骂一通。
《酒诰》在谈到戒酒措施时说：“‘群饮’汝勿佚（放纵），尽执拘以归于周，予其杀。”
周公对“群饮”者为什么如此痛恨呢？为什么要下如此之重的毒手呢？
殷国有酒，失国之后的殷遗民，失去了自由，沦为了奴隶。他们借酒浇愁。他们聚会饮酒，发泄痛苦，发泄悲愤。甚至研究报复。后来殷遗民愤怒了，叛乱了。这给周人带来危机。殷遗民群起叛周，大约与“群饮”有关。所以周公痛恨酒，痛恨“群饮”。
周公旦作过三个诰书：《康诰》《酒诰》《梓材》。《康诰》和《梓材》是专门写给康叔的，《酒诰》不仅是写给康叔的，也是写给“妹土”上的人民即原殷民和“庶士”即官员们的。可以说，《酒诰》相当于今天的布告，是说给大家的。禁止“群饮”，实际上是禁止群众聚会。
后来，就有人借《酒诰》大讲帝辛沉湎酒色，搞什么？“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使男女裸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史记》）
关于帝辛沉湎酒色的事，汉代的王充就不信。王充说：《传》语曰，纣沉湎於酒，以糟为邱，以酒为池，牛饮者三千人，为长夜之饮，亡其甲子。夫纣虽嗜酒，亦欲以为乐。令酒池在中庭乎？则不当言长夜之饮。坐在深室之中，闭窗举烛，故曰长夜。令坐於室乎？每当饮者，起之中庭，乃复还坐，则是烦苦相踖籍，不能甚乐。令池在深室之中，则三千人宜临池坐，前俛饮池酒，仰食肴膳。倡乐在前，乃为乐耳。如审临池而坐，则前饮，害於肴膳，倡乐之作，不得在前。夫饮食既不以礼，临池牛饮，则其啖肴不复用杯，亦宜就鱼肉而虎食。则知夫酒池、牛饮，非其实也。《传》又言，纣悬肉以为林，令男女裸而相逐其间。是为醉乐，淫戏无度也。夫肉当内於口，口之所食，宜洁不辱。今言男女裸相逐其间，何等洁者？如以醉而不计洁辱，则当共浴於酒中，而裸相逐於肉间，何为不肯浴於酒中？以不言浴於酒，知不裸相逐於肉间。《传》者之说，或言车行洒，骑行炙，百二十日为一夜。夫言用酒为池，则言其车行酒非也。言其悬肉为林，即言骑行炙非也。或时纣沉湎覆酒，滂沱於地，即言以酒为池。酿酒糟积聚，则言糟为邱。悬肉以林，则言肉为林。林中幽冥，人时走戏其中，则言裸相逐。或时载酒用鹿车，则言车行酒、骑行炙。或时十数夜，则言其百二十。或时醉不知间日数，则言其亡甲子。周公康叔告以纣用酒期於悉极，欲以戒之也，而不言糟邱酒池，悬肉为林，长夜之饮，亡其甲子。圣人不言，殆其非实也。《传》言曰：纣非时与三千人牛饮於池。夫夏官百，殷二百，周三百。纣之所与相乐，非民必臣也，非小臣必大官，其数不能满三千人。《传》书家欲恶纣，故言三千人。
《新资治通鉴·荒淫败国，鹿台自焚———殷纣王》一文中有一个小标题是帝辛“登用小人，诛杀贤良”。
小人，泛指行为不正派或见闻浅薄的人。文中举出的例子就是费仲、恶来、崇侯虎三个。并且指责说，费仲“善谀好利”，让他当宰相。恶来“善馋”，是个大力士。崇侯虎是崇国的首领，是帝辛安插在文王身边的暗探。
因为说费仲“善谀好利”，恶来“善馋”都无实例，姑且不论。“费仲恶来，足走千里，手制兕虎”（《太平御览》）看来费仲恶来均非等闲之辈。“崇侯虎谮西伯於殷纣曰：‘西伯积善累德，诸侯皆向之，将不利於帝。’”（《周本纪》）这不叫谮，这是揭露。崇侯虎是看透周人的反叛本质。后来，姬昌兴兵消灭了崇国。帝辛并未为崇侯虎掌腰，或恢复崇国，或斥责姬昌。在这种情况下，崇侯虎仍忠于帝辛不改。正是费仲、恶来、崇侯虎，在武王灭商时，与帝辛“四子身死牧之野，头足异所。”（《说苑十七》）费仲、恶来、崇侯虎为保卫殷国为保卫帝辛而战死在牧野。这叫为祖国、为帝辛壮烈牺牲。怎么能说他们是小人呢？帝辛重用他们，怎么能叫重用小人呢？真是立场不同，观点也不同。帝辛“重用小人，诛杀贤良”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
比干这个名字第一次出现是在《论语》中。《论语》是这样说的：“比干谏而死”。比干怎么谏，谏的内容是什么，都没说。比干贤良不贤良，从这一句话中，看不出来。有一点是清楚的，朝歌南有比干墓。武王灭殷之后，“封比干之墓”。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周人为什么那么爱比干呢？要不，为什么为他封墓？比干是帝辛的“贤良”呢？还是武王的“贤良”呢？关于比干的死。《论语》是这样说的：“比干谏而死”。《楚辞》是这样说的：“抑沈比干”。《吕氏春秋》曰：“杀比干而观其心”。《新资治通鉴》又曰：“剖腹挖了心”。到底比干是怎么死的？哪种说法对呢？
《吕氏春秋·过理》：“刑鬼侯之女而取其环。”大意为：商代末年的纣王垂涎鬼方族首领之女的美色，迫其入宫为妃，她不堪忍受凌辱，吞指环自尽。纣王依妲己的教唆，剖其腹而取出指环。
《史记》曰：纣“以西伯昌九侯鄂侯为三公。九侯有好女，入之纣。九侯女不喜淫，纣怒，杀之，而醢九侯。鄂侯争之强，辩之急，并脯鄂侯。”
《史记·集解》徐广曰：九侯一作鬼侯。邺县有九侯城。
九侯、鄂侯怎么死，不见殷人说，也不见周人说。杀九侯而醢之，杀鄂侯而脯之，这些可是打击帝辛的重型炮弹，武王为什么一个也没有拿出来过呢！可见没有啊。九侯、鄂侯贤良不贤良，没见记载，也无从谈起。
[1] 王世舜.尚书译注[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
[2] 徐春光.四书五经[M].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2003.
[3] 扫叶山房.百子全书[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1984.
[4] 朱绍侯.中国古代史[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
[5]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1964.
[6] 翦伯赞.中国史纲要[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7] 王为国.新资治通鉴[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7.
[8] 王为国.新史记[M].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
作者简介：岳武佐（1939-），男（汉族），河南省淇县人，原淇县党校高级讲师，淇县政协文史资料员，研究方向：淇河文化。
来源：鹤壁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13年 第3-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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