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关于朝歌是否纣都的问题，尽管有大量的文献证明朝歌就是纣都，有人却因为缺乏重要考古佐证而否认之。当代史界泰斗李学勤先生认为，从文献记载看，纣王以朝歌为都是确定无疑的，最理想的是有重大考古发现。没有充分的理由，对文献记载不要轻易否定。考古、文献，两者都是重要的研究手段。
对纣王以朝歌为都城，我国二千多年来直至清末的历史经典著作，几乎众口一词没有人提出过疑义。从《尚书·周书》《竹书纪年》，到《史记·周本纪》《史记·卫康叔世家》《汉书》，所载史实均可证明纣都朝歌。《后汉书》，汉刘安的《淮南子》《晋书》，北魏郦道元的古代地理名著《水经注》，唐代地理志《括地志》《旧唐书》，唐人对《史记》的注疏及正义，唐代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图志》、宋人编撰的《续博物志》、北宋地理总志《太平寰宇记》，清人徐文靖对《竹书纪年》的注疏，以及明清两代众多版本的《河南通志》《淇县志》《卫辉府志》等等，都毫不含糊地确认朝歌是殷纣帝都。
近现代罗振玉《殷墟书契考释》，白寿彝《中国通史纲要》，郭沫若《中国通史》《中国史稿》，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等，也都对此作了充分地肯定。
纣都朝歌，不但历史文献记载很多，并且有着大量的文物佐证。有的学者认为纣都朝歌缺乏文物佐证，其实是一种误解。
比如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现存的三段“卫国古城墙”。卫国设立与武王伐纣仅隔三年，《史记·卫康叔世家》记载卫康叔的卫国的都城朝歌就是原来的商都，在“故商墟、居河淇间”。我省著名考古学家曹桂岑先生及许多学者认为；卫国古城应是商末朝歌城墙。
朝歌的纣王墓，是世上唯一的纣王的寝陵。中国社科院殷墟考古队队长唐际根所著的《殷墟：一个王朝的背影》中记载：殷墟“西北冈”的王陵区，共发现九座王陵，其中八座墓葬都是带有四条墓道的大墓，唯独纣王的墓仅有墓室，没有墓道，是一座没有完工的半截子工程。纣王墓不在殷墟，在朝歌的城东。
朝歌有商纣王活动遗址摘星台、鹿台等等，朝歌及周边有钜桥、大赉店、纣王殿、牧野等等近百个与商纣王有关的地名，这些地名是历史的“化石”，绝不会是空穴来风。
甲骨文卜辞中也有许多可以证明纣都朝歌的记载。甲骨文考证大家罗振玉在《殷墟书契考释》中说：“迁沬必在帝乙之世”。郭沫若在《卜辞通纂》中讲：帝乙末年必有迁沬之事。如无此事，不唯旧史料中有多少事实成为子虚，即卜辞中有多少现象也无从说明。”
但是毋庸讳言，尚未有完整的商代大型城址那样的重大考古发现，确实是朝歌历史研究的短板。于是形成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主张纣都朝歌的人们，可以搬出众多的历史文献资料，但确实没有太多的大型遗址考古发现；反过来说，一些怀疑纣都朝歌的学者，不但拿不出多少可以证明纣王不在朝歌的文献或历史资料，同样也拿不出可以证明自己观点的文物考古发现。安阳殷墟一带的考古只能证明那里是商代中后期其它商王的都城，并不能证明纣王也以那里做都城，更无法证明纣王的都城不在朝歌。怀疑派指责人们只有文献、缺少文物，但是怀疑派自己却既缺文献、又无文物。
目前在朝歌还没有发现商纣王的大型城址，并不能动摇朝歌作为商纣王都城的史实，也不宜就轻易武断地否定那么多古代文献的记载。
2008年夏，笔者曾有幸到清华大学的荷清苑李学勤先生的寓所拜见这位当代史学界、考古界的泰斗，当面向先生请教了纣都朝歌问题。李先生明确地讲，从历史文献的记载来看，纣王以朝歌做都城是确定无疑的，遗憾的是目前重要的文物发现还太少。李先生讲，对一些问题，最理想的是有重大考古发现，但是，文献记载也是重要依据，没有充分的理由，对文献的记载不要轻易否定。他说，历史研究学者中，有的偏重考古，有的偏重文献，其实两者都是重要的研究手段。
李先生在给我的拙著《解读朝歌》（河南人民出版社）亲笔写的序言里写道：“古朝歌位于今河南淇县，地势冲要，是中国历史上一处非常重要的都邑。传世文献记载，商朝最末一王帝辛（纣）即居于此，到西周初年又成为卫国的都城。最近发现的清华大学所藏战国竹简《系年》说：‘周成王、周公既迁殷民于洛邑，……乃先建卫叔封于康丘，以侯殷之余民，卫人自康丘迁于淇卫。’‘淇卫’正是在淇水之滨的朝歌。此后一直到春秋战国，许多历史事件、历史人物都与朝歌相关。我们研究先秦时期的历史文化，往往绕不过朝歌。”
李先生还对史学界发出关注朝歌文化研究的倡议：“对于朝歌的历史文化，我们历史、考古学界给予的关注还很不够，还有很多具有关键性的问题悬而未决，有待探讨和研究。燕昭安先生这部《解读朝歌》，详细系统地介绍了当地的自然环境和历史发展。希望读者以此作为导引，增强对有关研究的兴趣，专业方面的朋友也能进一步开展工作，推进环绕这一地区的各种考察研究。”
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李学勤先生就说过：纣都朝歌，“这绝不是囿于传统的成见，而是由于这一说法有相当数量的文献依据。即使完全撇开汉以后的记述，还是可以找出论证的线索”（见李学勤为田涛《纣都朝歌》撰写的序言）。
清末民初，我国学界出现一股“疑古潮”，以否定古人为能事，推翻了大量的千古定论。纣都朝歌，也在“疑古风”中受到冲击。其实，中国古代学者有着优秀的传统，主流是忠实于历史事实的，是对得起文人的良心的，特别是“史官”，讲究所谓的“史德”，功利心比近代、当代学者要少得多。事实证明，“疑古之风”推翻的历史定论，后来又被新的考古发现证实，不得不重新回到原来的观点。“疑古派”不信司马迁了，不信汉书了，后来马王堆、汉简等等文物新发现，又反过来证明了司马迁的正确。《尉缭子》一书，被怀疑为“伪书”，结果后来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残简出土，证实了《尉缭子》的真相，“伪书”之说不攻自破。还有姜太公的《六韬》等等，也均如此。
李先生的这些观点是一贯的, 他曾经这样讲过：“从晚清以来的疑古思潮是进步的，从思想来说是冲决网罗，有很大进步意义，因为它把当时古史上的偶像全都踢翻了，起了思想解放的作用，当然很好。可是它也有副作用。疑古派对古代的否定常常过头，特别是对古书搞了很多“冤假错案”，在今天不能不平心而论。……我们把文献研究和考古研究结合起来，将能对整个中国古代文明作出重新估价。”（见《历史教学问题》2007年第四期：《对中国古代文明的多学科多领域探索》）
所以，暂时没有发掘出来甲骨文和完整的城址，并不是否认纣都朝歌的站得住脚的理由。
[1] 罗振玉.殷墟书契考释[M].北京：中华书局，2006.
[2]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3] 白寿彝.中国通史纲要[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4] 燕昭安.解读朝歌[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10.
[5]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2008.
[6] 唐际根.殷墟：一个王朝的背影[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
[7] 邹兆晨，李学勤.对中国古代文明的多学科多领域探索[J].历史教学问题,2007(4).
作者简介：燕昭安（1954—）,男（汉族），河南省鹤壁市淇县人，淇县政协副主席，中国先秦史学会鬼谷子研究分会秘书长。
来源：鹤壁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12年 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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