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月峰与扯淡碑之谜（上篇）

“蜘蛛人”黄强攀岩而上，身体紧贴印月峰摩崖，看清摩崖为“皇明御史”孙征兰题写

印月峰和扯淡碑均为淇县著名的历史遗存，从时间跨度来说，这两处遗存与朝歌古城数千年的历史远不能比。然而一直以来，这两处遗存却像谜团一样缠绕在人们的脑海中，甚至让一些学者为其食不甘味，夜不能寐。

诗词和碑文在文字上藏头露尾，看似文字游戏，实则含义深刻，这种表现形式古往今来并不鲜见，仅与淇县有关的就能举出若干例子来。比如将比干墓写为“比干莫”，将淇县灵山的醒目泉写成“醒目白”，将殷末朝歌的贤圣君写为“六七贤圣君”等等。

连日来，记者在淇县采访时了解到，对于印月峰和扯淡碑这两处古迹的历史内涵，专家学者们说法不一。

印月峰是淇县北阳镇境内深山里一座峭拔的大石峰，当地也有人称它为印明峰。印月峰人迹罕至，上面的孙家寨早已是一片废墟。而扯淡碑则是“明末甲申访道云梦修真”的“燕人”在生前为自己制作的墓碑。淇县“朱改王”的历史故事，以及印月峰和扯淡碑上面的文字记述，让明末清初的那段历史更加扑朔迷离。有位学者在经过近20年的研究后认为，《明史》中的有关记载不符合历史事实，他大胆地提出了一个惊人的观点：淇县的印月峰和扯淡碑与明朝的崇祯皇帝有着密切的关系。

“朱改王”的历史渊源

在淇县庙口乡的王洞村和王滩村之间有座王家祖坟，坟地的墓碑上端有“定王归宿”字样，中间竖刻文字为“明崇祯之子广裕避嫌改名王公讳广大崔孺人陵墓”。这是王广大和妻子崔氏的墓碑。王氏一族在当地堪称望族，这里姓王的人对外一致宣称，他们的王姓是从明末皇子朱慈炯开始的，“我们的祖先姓朱，朱洪武是我们的先人，我们王家是朱改王。”

得知明朝崇祯皇帝的儿子、定王朱慈炯的后人生活在庙口乡一带，淇县的文史工作者和历史爱好者兴奋不已。多年来，他们一直在苦心考证当地著名的古迹印月峰与扯淡碑，庙口乡王家祖坟墓碑的发现为他们提供了新的研究线索。

淇县学者岳武佐接受采访时说，史书《明史·诸王传》在介绍定王朱慈炯时给人们留下了一个谜，书中说崇祯皇帝的第三个儿子朱慈炯在崇祯十四年九月被封为定王，当时朱慈炯10岁。崇祯十七年李自成攻下京城后，定王朱慈炯下落不明，即史书中所说的“不知所终”。如今在庙口乡发现了定王朱慈炯的归宿地，让史书中“不知所终”的谜底真相大白。

淇县从事文史工作的关永江、石同勋、岳武佐、郑厚德等几位古稀老人一直在潜心研究当地历史。为了考证“朱改王”的历史真相，几位老人不顾年迈，先后4次深入山区实地调查考证，并理清了王洞、王滩、朱家、庙口等村庄王氏家族的历史渊源和“朱改王”的缘由。

王滩村今年75岁的王庆是定王朱慈炯的第十世孙。他在接受采访时对自己的家史感慨颇深。据王庆介绍，朱慈炯逃难到淇县后改名王广大，其后人至今已繁衍了17代。王庆讲述的“朱改王”这段历史让我们心生感慨。

那是甲申年即明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李自成的义军攻陷北京城，庄烈帝崇祯看到大势已去，遂把家人和心腹太监王承恩召集起来，他无奈地说：“朕登基以来，宵衣旰食，日理万机，但诸臣误朕，让朕回天乏力。”崇祯皇帝当场任命王承恩为提督京官，令王承恩想方设法带领易服更名的太子和永王、定王逃出京城，以图“留住青山，他日复国”。崇祯皇帝又在皇袍上御书，写完后交给王承恩。王承恩深感使命重大，遂让太子更名广初，永王更名广福，定王更名广裕，四人匆忙向崇祯辞别。在逃离的过程中，太子被李自成的义军抓获，永王被义军杀死。王承恩带着定王杀出重围逃出了京城。

定王随王承恩一路南下逃到淇河岸边，在太行山的一个山洞里住了下来。王承恩对定王说，眼下我们虽逃出了虎口，但还要加倍小心，为免遭追杀，今后你我要以甥舅相称，你不能再姓朱了，要改姓王，名字广裕再改成广大。

王广大16岁时，在王承恩的操持下与一姓崔的女子完婚。王承恩在他们结婚时取出崇祯在宫中交给他的皇袍，在皇袍内襟上写道：“庄烈三子朱广裕，避嫌改名王广大，婚配崔氏，启传后代，勿忘祖门。崇祯二十年。”王承恩将他们住过的山洞取名为王洞，王洞村由此得名。

由姓朱改为姓王的王广大与崔氏在此繁衍生息，逐渐发展成人丁众多的王氏一族。随着人口增加，王家人分地而居，于是又有了王滩村。那件祖传的皇袍一直由家族中的老家长保管着。在清末民初的那些年里，政治环境宽松了，这里姓王的人用不着再为自己是明朝皇帝的后代而担惊受怕，族人中的男性结婚当天，新郎要穿上皇袍完婚。每到清明节，族人要到祖坟举办坟会，在坟会上他们把祖传的皇袍高高挂起来，让全族的人祭拜。

“我父亲结婚时还穿过那件皇袍。”王庆十分惋惜地说，新中国成立前夕，祖传的皇袍在王洞村的老家长那里保管着，为生活所迫，这家人将皇袍改成小孩的衣服让孩子穿了，皇袍从此被毁。

王承恩带着定王逃出京城，后来的清顺治皇帝还发出过通缉诏，被通缉的人除了朱氏嫡亲外，王承恩是首犯。“如果像《明史》所说‘帝崩于煤山，王承恩从死’，那么清朝还会下诏缉拿王承恩吗？”王庆显得很不平静。

王庆家祖坟的墓碑上还刻有这样的诗句：“承恩苍天灰若木，托孤之志化夕阳。白骨飞灰从此去，任他神乌晓夜忙。”据称这是当年王承恩临终前发出的感慨。

“朱改王”360余年了，至今已繁衍了17代。《王氏家谱》在叙述那段历史时这样写道：“闯王替天废明帝，崇祯托孤王承恩。王洞隐姓朱改王，续写家承启后昆。”

岳武佐对记者说，由定王朱慈炯当年的“不知所终”到今天的真相大白，让人从中看到“朱改王”与印月峰、扯淡碑三者之间不是孤立的历史现象，应当将这三者联系在一起进行研究。

云遮雾罩的印月峰

到印月峰进行实地采访，正赶上大雾天。记者与随同采访的人员乘车由淇县县城出发，向西南方向行驶约20公里后在山脚下停下后步行进山。浓雾笼罩之下，我们连印月峰的影子也看不到。“印月峰在深山里面，下了车还要翻山越岭走一个多小时的山路，即使没有雾这时也难看清楚印月峰是啥模样。”随行的岳武佐老人对记者说。

岳武佐年逾七旬，他一直在研究考证扯淡碑和印月峰，退休后更是全身心投入到研究工作中，并于去年将近20年的研究成果写成了长达4万余字的论文。听说记者要上山采访，岳武佐不顾年迈体弱，欣然答应当向导。

“山上连条羊肠小道都没有，咋有人来到这里建个孙家寨？”听到记者的提问，岳武佐说：“所以说这是个谜呀，就像这大雾一样让人看不出个究竟。”他接下来说，印月峰是个人迹罕至的地方，茂密的荆棘覆盖着地面，以前他在夏天来印月峰考察，咋也摸不着路。可是登上印月峰就会发现，那上面是一片开阔地，给人一种柳暗花明的感觉。而且，孙家寨留下来的大片建筑废墟的规模让人猜得出当年寨主的身份非同寻常。

爬了约一个小时的山之后，浓雾渐渐散开，印月峰凸现在前方。远远看去，印月峰犹如一个高大的圆柱体的天然城堡耸立在那里。再往前走我们看到，印月峰笔直峭拔，绝壁如刀削一般。及至近前，岳武佐首先带领记者来到东面的绝壁下，半山腰处的摩崖“印月峰”三个竖写的正楷大字赫然在上。大字的左右两边有两行竖写的小字，为了看清其内容，随行的黄强当了一回“蜘蛛人”。他踩着别人的肩膀攀上去，将身体贴向摩崖，才看清了右边的小字为“皇明御史”，左边为“孙睡仙书”。（本报《文化鹤壁》系列报道曾于去年11月28日对明末御史孙征兰进行过专题报道：孙征兰，淇县北阳镇南阳村人，自称睡仙，为官时曾负责向皇帝转交奏折，被称为“转本御史”。后来，明朝灭亡，孙征兰遁回故里。）

岳武佐告诉我们：印月峰摩崖在字里行间流露出明末御史孙征兰的反清复明思想，尤其是“皇明”二字让这种思想暴露无遗。综合起来看，“印月峰”实为“印明峰”，因为孙征兰选择在东边的这面绝壁上题写摩崖，使摩崖朝向东方，即太阳升起的地方，这样，他在题字时便省去了“明”字左边的偏旁“日”，“印明峰”就成了“印月峰”，从而使他内心深处的反清复明思想得以曲折地表达出来。这种藏头露尾的文字表现形式并不少见，像人们熟知的比干墓的碑文，因碑下即是土，碑文便有意写成了“比干莫”。淇县灵山的醒目泉也是如此，碑刻的下面就是泉水，碑文中的“泉”字便省去了“水”，成了“醒目白”。

与其他摩崖不同的是，在印月峰的摩崖中看不到刻石的年月记载，却特意强调孙征兰作为明朝遗老即皇明御史的特殊身份。岳武佐说，这也是印月峰摩崖的独特之处，如果说这是个谜，这个谜并不难解。他说：“印月峰上面的孙家寨还不知隐藏了多少秘密。”

印月峰的四面几乎全为绝壁，孙家寨的寨门就位于印月峰北面的峭壁上。相比之下，北边这面峭壁有一处陡坡，经人工稍许开发后勉强能够攀登进入寨门。寨门这一面虽然也是峭壁，但是峭壁上还是筑起了高高的寨墙，寨门却又很狭小，仅容一人低下头才能通过。由此可以想见当年这里的戒备森严。

正如岳武佐所说，我们进入寨门后向四面放眼望去，确有柳暗花明的感觉。脚下这片东西长约150米、宽约100米的平地上到处是建筑废墟，让人顿生沧桑之感。

废墟中散落着一些瓦片和缸片，瓦片看起来较为平常，缸片却特别厚，说明当年寨子里使用的缸容量很大。废墟的东南角有个直径约30厘米的石臼，应当是用来舂粮食的。

从废墟的结构可以看出，这里原是一座四合院的建筑，面积在1000平方米以上。有几间房基里面还有地道口，从地道口向里看地道的走向，这些地道可能是相通的。可以断定，有人曾在这里生活过。

岳武佐说，这座山寨在当地都叫它孙家寨，相传是孙征兰所建，可是这里地处荒山野岭，人迹罕至，到今天连条山路都没有，更无水源，当年的孙征兰为何选择在此建寨？孙征兰一生为官，《淇县志》记载他到了晚年才回到家乡淇县，他为什么到深山里建寨安家，而且建筑规模如此之大，戒备如此森严？岳武佐又说，当地还传说孙征兰在这里练过兵，可是印月峰这弹丸之地屯不了几个兵，而且他所效忠的明王朝已经灭亡，他在为谁练兵？

“这些疑问曾经在我脑子里转了好多年，晚上躺在床上还在思考这些问题，一直百思不得其解。”岳武佐说，后来他把印月峰与当地的扯淡碑以及“朱改王”的故事结合起来研究，才解开了其中的历史谜团。

印月峰与扯淡碑之谜（下篇）

崇祯皇帝吊死煤山是历史常识，为众人皆知。然而，一位退休老人在经过近20年的研究和缜密的考证后认为，朱改王的碑文与印月峰、扯淡碑，以及河北省平山县天桂山的崇祯皇帝避难行宫等形成了一个证据链，证明当年吊死煤山的人是崇祯皇帝的替身，淇县是崇祯皇帝的归宿地，印月峰是崇祯皇帝“修真”之处，扯淡碑是崇祯皇帝的墓碑。

碑文奇特怪诞的扯淡碑

扑朔迷离的扯淡碑

淇县的珍贵文物扯淡碑吸引了越来越多人探究的目光。多年来，扯淡碑奇特怪诞的碑文让诸多研究人员仿佛身陷迷雾之中。因为自古以来的墓碑均作为纪念物留存于世，刻石立碑是件庄重的事情，碑文通常为歌功颂德的溢美之词。而扯淡碑却赫然刻着“扯淡”和“再不来了”这样的词语，加之这通古碑上只说碑主是“燕人，水木氏”，没有碑主的名字，也没有立碑的时间。那么，扯淡碑究竟是为谁所立？

扯淡碑原立于淇县县城北门外的祖师庙内，因碑上有“扯淡”二字而得名。据介绍，在“文革”时期，扯淡碑变成了淇县农机公司院内井台上的垫脚石。后来，有关部门将扯淡碑运到淇县摘星台公园内保护起来。采访中记者看到，扯淡碑现立于摘星台公园东南角，碑身加装了精致的玻璃罩，可见有关方面对这通古碑十分重视。

该碑的阳面和阴面均刻有碑文，共111个字。淇县学者岳武佐近20年来一直在研究扯淡碑，他对碑文中的每个字都牢记于心。岳武佐介绍说，残存的扯淡碑为石质圆首，高1.78米，宽0.86米，厚0.18米。石碑阳面的上额横刻文字为“再不来了”，正中竖刻“泰极仙翁脱骨处”，“泰”字左右两侧为“扯淡”二字，“扯”和“淡”下边的竖刻文字为：“翁，燕人，水木氏，明末甲申访道云梦修真。事迹已详载甲申记矣，予等不敢再赘。翁生不言寿，莫考其纪，或曰一十有二纪，卒曰然。四空门人，清琴棋书画抱病老人立。”碑刻的阴面上方竖刻“碑阴”二字，正中竖刻“为善最乐”四字，两侧竖刻文字为：“不负三光不负人，不欺鬼神不欺贫。有人问我修行法，只在虚灵自然间。”

有人撰文指出，扯淡碑碑文表达了道家的无为、消极、厌世的思想，格调不高，历史价值有限，没有必要加以美化，以免把糟粕当成瑰宝。也有人认为，扯淡碑碑文奇特，故弄玄虚，看似大彻大悟之语，实则文字游戏而已。

在淇县的采访中，记者还了解到一个当地民间关于扯淡碑的传说。相传，扯淡碑的主人是明朝人沐怀古，沐怀古原在朝廷里当大官，后来犯下死罪，临刑时由仆人代其伏法。沐怀古逃出京城后一直往南走，因为过不去黄河，他转而来到云梦山修行。后来，沐怀古在临死之前感叹道：“让人家替自己死了，自己还是免不了一死，真是扯淡啊！”于是他为自己写下了扯淡碑的碑文。

而岳武佐在经过长期的研究和多方考证后写下了《扯淡碑，崇祯皇帝的墓碑──兼谈崇祯吊死煤山之真伪》的长篇论文。他结合相关的历史遗存和《明史》中的记载，对扯淡碑碑文逐字逐句地进行剖解，在文章中有理有据地指出扯淡碑绝不是什么文字游戏，而是对崇祯皇帝来到淇县云梦山修行情况的曲折而又真实的记录。“崇祯皇帝吊死煤山只是假象，他这个‘燕人’当年逃出京城后躲进云梦山‘修真’，扯淡碑的碑文是他生前为自己撰写的。”岳武佐接受记者采访时如是说。

退休老人剖解扯淡碑

1999年退休的岳武佐在介绍自己的研究时说，退休前就一直在研究扯淡碑。在刚开始研究的时候，他自己也没想到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明朝灭亡已300多年了，世人普遍认为崇祯皇帝在煤山上吊而死。可是在接下来的研究考证中，岳武佐发现相关史料对崇祯皇帝的记载难以自圆其说，而扯淡碑碑文在字里行间透露出了崇祯皇帝的人生经历，另外还有一系列的历史遗存所形成的证据链，让他不得不做出了这样的结论。“我在研究考证扯淡碑的过程中得到了许多人的帮助和启发，使我能够在近20年的时间里坚持下来并有了成果。扯淡碑是崇祯皇帝的墓碑，这个结论不是在哗众取宠，也不是为了标新立异。”岳武说又说，研究了这么多年终于有了成果，让他感到如释重负。

扯淡碑尽管极其怪诞，甚至以“扯淡”二字为题，但是岳武佐说，在碑文中不仅根本找不到胡说乱道的内容，而且通篇111个字以隐约的方式将墓碑主人的身份信息表达了出来。从扯淡碑阳面的正文“泰极仙翁脱骨处”说起，“泰极”二字是在说碑主的身份，二字合在一起使用说明碑主的身份达到了顶点，有极高的地位。古语说“否极泰来”，否与泰是对立的两个概念和两种境界，达到泰极的境界后自然要走向反面，即否来。这符合辩证法原理。扯淡碑的主人达到了“泰极”的境界，自然要“否来”，这里是暗示他的“泰极”地位已经一落千丈，失去了往日的威风。而过去称皇帝为真龙天子，其身份和地位无人能比，“泰极”二字言明碑主为皇帝身份，而且是个下了台的皇帝。“仙翁”一词说明碑主的年纪很大。

再接着看碑文，“翁，燕人，水木氏，明末甲申访道云梦修真，事迹已详载甲申记矣，予等不敢再赘。”这说明了碑主是个北方的燕人，在明末的甲申年来到淇县云梦山修行，他的事迹已经详细地记载在当年的史料中，碑文中不敢再多说了，这段碑文道出了仙翁来到云梦山的隐情。至于碑主的姓氏，岳武佐说，中国没有“水木氏”这个复姓，五行中有“水生木”一说，“朱”字去掉首部即为“木”，根据《说文解字》中对“水”和“木”的解释，“水木氏”三字可以理解为“北方的朱氏”。这段碑文暗指这个姓朱的燕人在甲申年失去地位后在云梦山修行，又怕暴露真实身份不得不隐没姓氏，到了临终前在碑文中也不敢说出自己从前的事情。

碑文中说“翁生不言寿，莫考其纪”，这句话也在说明碑主的皇帝身份，因为皇帝是“万岁”，他在世时别人不能直接说他的年纪，只能称他“万岁”，即“生不言寿”。

扯淡碑的阴面正中间刻有“为善最乐”四字，道出了墓碑主人后半生的信仰和追求，也是他对人生的深切感悟。碑文“不负三光不负人，不欺鬼神不欺贫”中的“三光”是日、月、星的统称，代表天。这句话表明他这个真龙天子在位时没有辜负上天和百姓，隐居修行成为仙翁后也不欺鬼神不欺贫。“有人问我修行法，只在虚灵自然间”则道出了他修道的成就和经验。

综观扯淡碑，碑阳写的是拥有“泰极”地位的天子，碑阴写的是一个修行的道人，分别代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境界，概括了“泰极仙翁”的一生。

那么，这个天子到底是谁？碑文中介绍，“泰极仙翁”是个“燕人”，他在明末甲申年来到云梦山修行。明末甲申年为明朝崇祯十七年，即公元1644年。众所周知，这一年正是李自成的大顺军占领北京、明朝灭亡的时间，“事迹已详载甲申记矣”说的便是发生在这一年的惊天动地的历史事件。由于仙翁的特殊身份，让他在碑文中不敢再写自己的事迹。由此看来，这个天子无疑是明朝末年的崇祯皇帝，得出“扯淡碑是崇祯皇帝的墓碑”这一结论便水到渠成了。

一系列证据形成证据链

迫于李自成大顺军的压力，崇祯皇帝吊死在煤山的那段历史早已盖棺定论，远离京城的淇县怎么又冒出个崇祯的墓碑来？对于记者的疑问，岳武佐说，这也是他曾经日思夜想的一个问题。过去他对崇祯吊死煤山深信不疑，剖解了扯淡碑碑文后不禁令他大为震惊──难道说崇祯皇帝当年逃出了北京来到了淇县？

如果明末甲申年来到云梦山修行的“燕人”是崇祯皇帝，那么他在淇县一带或多或少会留下一些蛛丝马迹。为了证明自己对扯淡碑的研究结论，岳武佐开始寻找相关证据的支持。他首先从查阅明清时期的史料入手，结果发现史料中对崇祯皇帝当年的生死说法不一。

《庄烈帝纪》和《李自成传》等书中对当年李自成占领北京和崇祯吊死煤山时的情况均有所介绍。书中写到：崇祯皇帝命“王承恩提督城守”，“帝召承恩，令亟整内宫，备亲征。”“天未明，后城不守。”“帝崩于万岁山，王承恩从死。”还说李自成进宫后“登太极殿，据御座，下令大索帝后”。从这些记述中可看出崇祯当年已经死在了北京。

然而，《明史·马士奇传》中说：“（崇祯）十七年三月城陷，士奇方早食，投箸起，问帝安在，东宫二王安在？或言帝已出城，或言崩，或言东宫二王被执。”在《明史·吴甘来传》中也有类似的记载：“城陷，有言驾南幸者，甘来曰：主上明决。”从这两处记载中可知，当时有人说崇祯已经离开了京城，有人说他死了，也有人说他往南方去了。在《明史·范景文传》中也有“帝南幸”的记载。

“史料对崇祯皇帝当时是生是死说法不一，这至少说明他逃出了京城还是有可能的。”岳武佐说，在《明史·李邦华传》中写到了李邦华奏请崇祯皇帝“仿永乐朝故事”。永乐朝故事说的是明朝初期永乐皇帝朱棣攻陷南京后，建文皇帝在大臣们的护送下逃出京城的故事。《明史·倪元璐传》说：“李自成陷京师，元璐整衣冠，拜阙，曰：南都尚可为。”大臣们请求崇祯效仿永乐朝故事，到南都（南京）重整旗鼓，卷土重来。由此可以想见，如果崇祯当时逃出了京城，他的目的地应该是南京，这与上述“驾南幸”和“帝南幸”的记载是吻合的。再结合淇县流传的扯淡碑故事，故事说扯淡碑的主人当年逃出京城后一直往南走，因为过不去黄河，转而回到淇县云梦山修行。民间故事与史料记载相互印证，说明崇祯逃出京城不仅有可能，而且应当是历史事实。

崇祯皇帝之所以要选择在淇县落脚，是因为这里有他的心腹之臣孙征兰。孙征兰当年与崇祯的关系极为密切，在朝中负责向崇祯转递奏折，家乡人称他为转本御史。在明朝灭亡时期孙征兰回到了淇县老家。至今孙征兰的后代在提起孙征兰时还说他回来后的行踪非常诡秘，家里的人不知道他成天在外面忙什么。而位于淇县印月峰之上的孙家寨相传由孙征兰所建，这座位于深山、人迹罕至的山寨的遗址规模相当庞大，立于绝壁之上的寨墙和寨门至今仍显示出当年的戒备森严。孙征兰回到家乡后本当安享晚年，没有必要再建这样的一座山寨，可是由于他曾效忠的皇帝来到这里避难，他自然要在非常隐蔽的深山里为其建造一个安身之处，这就难怪有人说孙征兰“行踪非常诡秘”了。这种解释并非空穴来风，因为扯淡碑上说“泰极仙翁”在“云梦修真”，孙家寨恰好就在云梦山景区内。

另外，现立于淇县庙口乡境内的朱改王碑也为岳武佐的研究结论提供了佐证。朱改王碑记载着当年王承恩保护崇祯皇帝的三儿子朱慈炯来到淇县避难，以及朱慈炯由姓朱改成姓王的那段历史。如果像史料中记载的王承恩与崇祯一起吊死在煤山的话，那么淇县朱改王的那段历史也就不会发生了。

在庙口乡王滩村采访时，村民王庆老人告诉记者，他现在住的房子有300多年历史了。记者看到王庆家的房子四个房角处均有砖雕，分别刻着两个“忠”字和龙凤图案，这样的装饰在平常百姓家是看不到的。王庆是朱慈炯的第十代孙，他对记者说，我省栾川县现在有崇祯的太子朱慈烺的后代，朱慈烺当年逃到栾川后由姓朱改为姓刘。《老人春秋》杂志（1994年第12期）曾发表《明太子慈烺的归宿地》一文，介绍了太子朱慈烺在王承恩的保护下逃到栾川隐姓埋名的经过。在开封市现在也有崇祯皇帝的后代，而且他们也由姓朱改成姓王。在河北省平山县的天桂山现在还保留着一座名为“崇祯皇帝避难行宫”的建筑，当地人说这是明朝末年李自成起义时崇祯为防不测命人建造的。

种种历史迹象形成了证据链，证明崇祯皇帝和王承恩吊死煤山是历史假象，当年吊死煤山的人是替死鬼。岳武佐说，崇祯皇帝当年是否吊死在煤山，淇县的扯淡碑给出了答案。

（全文完） 来源：淇滨晚报2008－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