淇河访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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淇河两岸先秦历史文化览胜

作者:策划/姚菊泉 主讲人/朱彦民   来源:淇河文化研究网      发布日期:2023-04-11   浏览:

核心内容

  由市淇河文化研究会、市社科联、鹤壁日报社和鹤壁电视台共同举办的《淇河讲坛》于7月28日开讲,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朱彦民为大家奉上了精彩的第一讲。

  市政协原主席、市淇河文化研究会会长李福州说,市委、市政府非常重视文化建设。淇河文化是祖先留给我们的珍贵遗产,研究、传承淇河文化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淇河讲坛》的开讲,是我市文化生活的一件大事、喜事,对淇河文化的研究和传播必将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

  鹤壁日报社社长、市淇河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姚菊泉说,《淇河讲坛》的开讲,是市淇河文化研究会成立后组织的系列活动之一。相信《淇河讲坛》的开办,会使我市的历史文化研究更加繁荣,为我市的文化建设添上精彩的一页,也为我市的城市建设提供文化支撑。

  《淇河讲坛》内容包括我市的历史文化、生态文化、民俗文化等,将广邀省内外专家和我市多年热心于淇河文化研究的人士登上讲台,为广大读者送上精美的文化大餐。本报从今日起开设《淇河讲坛》专栏,陆续编发专家所讲的内容,以飨读者。


鹤壁概说

  鹤壁历史悠久,名胜古迹荟萃。境内的淇水清幽,大伾山、浮丘山风光旖旎,云梦山、古灵山、鸡冠山闻名遐迩。人文景观、自然风光令人流连忘返,旅游资源非常丰富。自古以来,鹤壁就是一个具有优势地理位置和适宜人类生存环境的地方。

  因为上古时期这里气候宜人,环境优美,非常适宜人类居住,所以在淇河两岸,在浚县和淇县境内先后发现了许多史前遗址。

  这些遗址包括从裴李岗文化到仰韶文化,从龙山文化到夏商文化的各个时期古人类聚落遗址。比较著名的有:刘庄遗址、大赉店遗址、花窝遗址、凉马台遗址、石河岸遗址、前草店遗址、黄湾遗址、姬屯遗址、韩庄遗址、艾庄遗址、前公堂遗址、北纸坊遗址等。

  现在的鹤壁市不仅保留了这些特点,并发扬光大,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就,如为联合国统筹城乡就业项目城市、中国国家循环经济试点市、中国优秀旅游城市、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中国国家食品安全综合示范区、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优秀市、河南文明城市、河南园林城市、河南卫生城市、河南省十佳开发区等。其中尤以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受到人们的称道,鹤壁市的环境优美,适宜栖居,也是普通市民都能感同身受的。


◎花窝遗址

  花窝顾名思义就是一个土地肥沃、景色秀丽的所在。相传三千多年前,黄飞虎在镇守淇水关(今高村桥)时,把淇水关西北二公里许的一块风水宝地,辟为他的私人花园,他还招募了许多种花名匠为他种植花草。这个花园集各种名贵花卉于一园,经过花匠的精心培植,一年四季鲜花盛开,馨香扑鼻,舞姿斗艳。每当黄飞虎心情愉快时,便携家小来这里赏花观景,一玩就是一天,如果遇到不顺心的事,也到这里排忧解愁,消磨时光。很快,这里的花卉名扬全国,人们把这个花园叫做花窝,一直沿袭至今。

  其实,花窝遗址是一处远远早于殷商晚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早期遗址。该遗址位于淇县县城东北约15公里高村镇花窝村东北岗地上,淇河从其东部由北向南流过。花窝遗址于1979年3月发现,同年夏天,安阳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和淇县文化馆在遗址的南部开方试掘。清理灰坑4个。发掘出土物有部分残石器和陶片,出土器物具有独特的风格。

  花窝遗址是迄今发现为数不多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遗址之一,在豫北地区是首次发现,为填补仰韶文化以前的新石器时代历史空白和探索仰韶文化的渊源,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资料。该遗址在文化面貌上具有与新郑裴李岗和邯郸磁山文化相同的因素,又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对研究裴李岗和磁山文化之间的关系,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同时也说明豫北地区新石器时代的早、中、晚期文化,有着一脉相承的发展关系。

◎鹿台遗址

  鹿台遗址在浚县城西24公里钜桥镇刘寨与申寨之间,西南两面濒临淇河,面积100余亩。原本是一个大的土堆遗址,年深日久,遗址被分割成六块台地,所以又称陆(六)台、六鹿台,被分割后形成的小鹿台又有各自的名称,从东向西排列有序。

  六鹿台中有4座鹿台在上世纪“农业学大寨”运动中被严重破坏。到1980年文物普查时,二、六号台地被夷为平地,三号台地仅存667平方米,四号台地幸存2668平方米,唯有一号、五号台地保存完好。剩下的两座鹿台作为古代鹿台遗址,具有很高的文物价值,于2000年9月被列为河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值得注意的是,传说中的鹿台是殷纣王所建立的一处人工高台,一是为了登高赏景,二是用来储藏军用物资和钱粮。但是这个鹿台遗址,据考古调查,是从新石器时期至两汉时期的长时期历史堆积遗存。可见,殷商末年的鹿台建筑是在利用原有的历史土丘的基础上建成的,且后来并没有被完全废弃,而是一直被利用着。

  观其四周断崖暴露遗迹,可见文化层堆积,厚约3米。上层为两汉文化,下面依次为周、商、龙山及仰韶文化。遗址中文物种类繁多,有石斧、石镞、石锛、石镰,彩陶钵残片、鼎足、鬲腿,骨锥、骨簪、骨镞,铜镜、铁钺、铁钩镶等。省、地文物工作者对该遗址曾数次考察,采集了实物标本,一致认为是一处历史价值很高的古文化遗址。


◎珍贵的“三叠层”

  考古是从地下挖掘相关历史遗迹和遗物的,所以,考古学的建立,需要有地层学的支持。1931年,年轻的考古学家、梁启超的次公子梁思永刚从美国留学回来,就在安阳殷墟考古的第四次发掘中,于高楼庄后岗发现了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三叠层”遗址——在后岗遗址错综复杂的地层堆积中,明确了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和商代文化的由下而上的叠压关系,首次判断出这些文化的发展序列,这就是著名后岗“三叠层”,它不仅建立了中国考古学的地层关系基础,成为中国近代考古学进入成熟阶段的典范标志,也是中国古代文化独立起源并由早及晚先后发展的关键证据。

  然而,这样一个孤立的“三叠层”底层单位,是不是偶然出现的,能否真正代表中国早期考古学文化的发展序列关系,是否有孤证之嫌?当时的学术背景是,由瑞典学者安特生发现了仰韶文化,并提出了“中国文化西来说”。这对当时的中国考古学家们来说,是一个非常棘手但又必须要回答的问题。

  但是,次年即1932年在我们这里发现的大赉店遗址,还有几乎与此同时发现的殷墟侯家庄遗址,都说明了梁先生发现并建立的这个考古学序列,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一个真实存在的历史事实。也就是说,大赉店遗址也是一个著名的“三叠层”单位,为中国考古学的地层关系序列建立,为中国古代历史文化是独立起源且是渊源有自的学说,提供了又一个重要的辅证。

  大赉店遗址经过系统发掘,显示了仰韶、龙山、商代三种文化迭压关系比较清楚,又一次提供了三层文化叠压的“三叠层”实物例证,具有重要的考古学和历史学价值,曾引起中外学者的重视。范文澜、郭沫若等学者均在其著作中引述过大赉店遗址。

  近年来,“淇河中下游地区大赉店遗址群区域调查”项目于2009年2、3月份对淇河中下游地区大赉店遗址群区域进行了第一阶段拉网式踏查工作,在大赉店遗址群发现了多个时代的文化堆积。大赉店遗址共有7个时期的文化堆积,分别是仰韶、龙山、先商、殷商、西周、东周、汉代。在其周围分布着若干个大大小小的古代遗址,而且距淇河越近,遗址越多,距淇河越远,遗址时代越晚。根据这一分布规律,可以初步确定大赉店遗址群为淇河中下游地区一个区域性大型聚落群,从仰韶文化起一直沿用到汉代,基本没有中断。大赉店遗址则是这一聚落群中面积最大、位置适中、延续时间最长的一个中心聚落。


◎浚县辛村卫国墓地

  浚县辛村,现在归属于鹤壁市淇滨区庞村镇。当年发掘之时尚归属于浚县。所以,当时的考古学著作、论文,都以“浚县辛村”称之。

  浚县辛村西周卫国贵族墓地,位于淇河北岸。过去人们讲究风水,山南水北谓之阳,山北水南谓之阴。阳宅为吉,选择墓葬也是以阳为吉穴。比如,邙山之南为阳,就是历代挖坟掘墓的好地方。淇河北岸为阳,这里有大量的各个时期的贵族墓葬,周卫贵族墓地是这些墓葬堆积中最为抢眼的一批墓葬群。

  1931年,由于暴雨的冲刷,辛村村民在依坡凿窑时发现了西周卫国墓地,大批西周早期青铜器随之出土,也使得盗墓者和文物贩子垂涎三尺。随即,这批文物被陆续倒卖到欧美,现在欧美各国著名的大型博物馆中,都有来自浚县辛村的盗掘铜器。

  辛村墓地的盗掘,引起了当时中央研究院的高度重视,从安阳殷墟考古发掘队中抽出一些人员,由郭宝钧主持,对河南浚县辛村墓地进行发掘,共发掘墓葬82座,出土车马坑14座,出土遗物1000余件。

  根据墓葬规模、铜器铭文,结合《史记·卫世家》等文献记载,可以确定是卫国贵族的墓地。

  墓葬排列有序,且无打破及叠压关系,说明是宗族墓地。关于墓的主人,大型墓可能是侯伯或君夫人,中型墓大概是公族或官吏,小墓为陪葬的臣隶或平民。墓葬大致可分早、中、晚3期。最早的可到西周初年,最晚的约为春秋初年。60号墓保存完整,出土器物较多,其年代有人认为是成王时,有人认为属康王时期。从器物观察,属康王时期的可能性更大。

  这批墓葬的发掘为研究西周时期卫国的历史、葬制、车制及西周时代戈戟的演变等提供了重要的资料。浚县辛村的发掘不仅给研究历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而且在时代上由殷延续到西周,开创了周代考古之先河。1964年,郭宝钧先生编写的考古学专刊《浚县辛村》出版。


◎淇河先商文化

  商王朝的政权国家是在商族入主中原之后,打败夏王朝而建立起来的。商族原来是北方的一个游牧民族,通过不断迁徙壮大,势力日渐强大,最后入主中原,与东方的东夷部族联合,举兵西进,进入夏王朝的腹地——郑洛地区,最终打败夏桀军队而立国。

  商族要从北方南下,以达到其政治目的,豫北冀南地区包括我们鹤壁所在的淇水一带是必经之路。考古发掘和考古学研究表明,在太行山东麓一带发现了自北而南的先商文化,正是商族从其起源根据地向中原进军路途上的物质文化遗留。鹤壁市近年也陆续发现了大量的先商文化遗迹,比如著名的就有淇县宋窑遗址、淇滨区刘庄遗址,这两处先商文化遗址都属于辉卫类型。尤其是刘庄先商文化遗址的发掘,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因而备受世人关注。

  对于辉卫类型先商文化的性质,有人认为是商族先公王亥时期的物质文化遗存,也有人认为是夏代盟国韦族文化。我倾向于前者,即认为是商族迁流至此的物质文化遗存,但其主人是不是服牛的王亥,还有待深究。

  其实,刘庄遗址早在1932年就被人发现。2005年7月~9月,为配合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建设,作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首批实施的控制性文物保护项目之一,经报请国家文物局批准,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会同鹤壁市文物工作队,邀请郑州大学、山东大学师生组成考古队,对遗址进行了考古勘探和发掘。

  遗址共计两个地层堆积,下层为仰韶时代晚期大司空类型遗迹、遗物,上层为规模较大的先商文化墓地。遗址上层为先商文化墓地,发现墓葬338座,墓地布局清楚、保存完整,随葬品较为丰富,出土器物近500件。

  墓地大致分布于东西110米、南北55米的范围之内,分为东、南、西三块,三者相连布局近呈“U”字形。以墓葬朝向为标准,将其分为东、西两大区,其中西区南部墓群称为西Ⅰ区,北部墓群称为西Ⅱ区。东区墓葬多头向东,南北成行排列,西区墓葬多头向北,东西成行排列。

  在这次考古发掘中,一座与众不同的石棺墓引起了专家的注意。这就是编号为M145的石棺墓,石棺由13块自然片石组成,长2.25米、宽0.45米~0.5米,上部平盖3块片石象征棺盖,墓主身下未见铺垫有石块。据推测,石棺墓主当是这个先商聚落里面的领袖级别人物,所以其葬式与众不同。另外,还发现有近20座墓葬在墓主头脚两端各放置一块或多块石头,考古工作者推测这是石棺的简化形式。

 

▲刘庄遗址出土文物。

  少数墓葬随葬有石钺、绿松石串饰等。其中M35出土的齿刃石钺加工精良,整体为横向长方形,与二里头遗址出土竖向长方形、两侧装饰扉棱的玉钺(戚)不同。这个石钺与石斧类似,但它肯定已经不是平时使用的武器或农具,已经演变成象征着权力和威严的仪仗器具。该墓的主人肯定也是该部族领袖级别的人物。值得注意的是,东区随葬陶器中鬲均为肥袋足鬲,多夹砂罐,而西区则大多为卷沿鼓腹鬲,夹砂罐少,而且东区墓葬随葬品数量往往较少,两者墓葬主流朝向不同,其成因尚有待深入研究。

  刘庄遗址先商文化墓地的发现,填补了先商文化发掘研究工作的一项空白,以往的先商文化遗址发掘中,尚未见到有如此大规模的部族墓地,这一发现对先商文化墓葬制度、社会结构、商人渊源、夷夏商关系等重要学术问题的研究将会起到一定的推进作用。同时,300多座带有大量随葬品的先商聚落墓葬群,昭示着这是商族建立商朝之前的一个重要活动区域,或许,这里就是商族进一步南下进而攫取中原夺得天下的桥头堡。此外,这一时期的石棺墓在中原地区也是前所未见,石棺以及其简化形式墓葬的发现,联系到东北地区游牧民族有石棺葬风俗,这为学术界探索商族起源于东北地区提供了新线索和新证据。

  2005年,刘庄遗址的考古发掘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并荣获2006~2007年度国家文物局田野考古发掘质量奖三等奖。

  ◎《诗经》与《诗序》

过去古人研究《诗经》,由于受到汉代儒家正统思想和后世道学思想的影响,主张文学的社会教化作用,把《诗经》当成是政治教化的工具,迂腐而不着边际,实际上是对《诗经》的一种亵渎和曲解。

  比如,后来的《诗序》(也称《毛诗序》),就无端地附加上了许多本不属于《诗经》原旨的内容,或言“美”(赞美)或言“刺”(讽刺),比如《诗经》的开篇就是著名的爱情诗歌《关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明明是非常明显的一首求爱诗,大胆而热烈,让我们现在的人读起来都有些汗颜。但是《诗序》竟然说它是在歌咏“后妃之德”,“《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故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作为皇宫深宅大院中的帝王后妃,何以会有这样大胆而直白的爱情宣言。简直不可能!风马牛不相及,岂不怪哉?

  对于发生在淇水岸边的其他爱情诗歌,《诗序》也多有误解曲说,穿凿附会,难以信据。比如,对于《淇奥》(yù),《诗序》称:“《淇奥》,美武公之德也。有文章,又能听其规谏,以礼自防,故能入相于周,美而作是诗也。”因为卫武公是靠近淇水的卫国国君,而且据说也曾在淇水岸边种植竹林,有建造“淇园”之功,所以说《淇奥》是“美武公之德”的,还是有些令人相信的。实际上这仍是一首爱情诗,写一个女子的爱慕思念之情。

  如果说《诗序》对于《淇澳》的解释还着些边际的话,那么对于《桑中》则完全是指鹿为马的做法。这首明显是青年男女相悦、商定约会地点的诗,《诗序》却云:“《桑中》,刺奔也。卫之公室淫乱,男女相奔,至于世族在位,相窃妻妾,期于幽远,政散民流而不可止。”虽然说卫国公室确实荒淫乱伦,以至于亡家败国。但与此诗有何必然联系呢?诗歌本身轻快活泼,表现了青年男女的炽烈爱情,并无讽刺之意,更谈不上是贵族男女淫乱后的无耻自白。

  我们说《诗序》的胡乱解诗,与孔子的“诗言志”及“诗无邪”的宗旨也是不相应的。孔子选诗三百篇时,并没有认为这些表现年轻人纯真爱情的诗歌有什么不好,所以他就选进去了,这说明孔子是个非常真诚的人,不像后世儒家学者那样虚伪。后世解诗者,将发生在淇水岸边的这些优美诗篇解释成放荡无羁的“淫诗”,不仅是非常道学的,也是非常可耻的。因为诗歌就是吟咏性情,表达感怀,直抒胸臆的,如果我们将诗歌加上这些本来不属于它的社会功用,那就不能称其为诗歌了。现在我们读这些诗篇时,我相信大家都不会受其影响,不会大上其当了。

 ◎甲骨文中的淇河

  在淇水两岸,还发现了大量的先民聚集的古文化遗址和聚落遗迹,从仰韶文化一直到殷商时代、西周时期,连绵不断,说明了淇河在上古时代就是一条非常重要的古老水系。

  在殷墟甲骨文中,记载了许多河流等地理名词,比如有“河”指黄河,有“洹”指洹河,有“滳”指漳河,但凡这一带著名的河流都在甲骨文中露面了,且反复出现,不止一次。但是甲骨文中却未见从水从其的“淇”字。既然淇水在殷商时代确实存在,而且是一条重要的河流,何以就不显于甲骨卜辞中呢?

  有些学者不甘心“淇”字不见于甲骨文,对其进行了多方求索而无果。我个人也对此事多有留心,但也一直苦无证据。直到1991年在安阳发现了花园庄东地甲骨坑(简称花东H3甲骨),对于探索甲骨文中的淇水踪迹,才算有了一个线索。

  甲骨文中有“”字,作等形,地名,是商代晚期的田猎地之一。如:“……擒……百又六,在……”(《合集》33374正)“戊寅卜,王陷,旸日?允。辛巳卜,在,今日王逐兕?擒七兕。”(《合集》33374反)“乙酉卜,在。丙戌王陷,弗正?乙酉卜,在。丁亥王陷?擒……三百又四十八。丙戌卜,在。丁亥王陷?允擒三百又四十八。”(《屯南》663)“在壬午。癸未王陷,擒不擒?弗擒。甲申卜,在。丁亥王陷,擒?弗……乙酉卜,在……今日王逐兕,擒?允擒。”(《屯南》664)

  这些卜辞辞例,都表明了“ ”地是个著名的田猎地,在此可以狩猎到“兕”即犀牛及麋鹿等野生动物,而且所获较多,数量达三百多头之上,可见此地是个水草丰茂、适宜野生动物生长的地方。

  花东甲骨坑发现后,其中也有此田猎地“”字,分别见于《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卜辞》第36片和第498片。

  “丁卜,在,其东狩?其涿河狩至于?不其狩?丁卜,其狩不其狩?入商在。丁卜,不狩?丁卜,其涉河狩?”(《花东》36,原出土片号为H3:126+1547)

  “癸卯卜,在。弹致马?子占曰:其致。用。”(《花东》498)

  两辞中皆有“”字,其前有“至于”和“在”字,为甲骨文地名无疑,又有“狩”字,可见与前引《合集》和《屯南》中田猎地为同一地,为商代晚期商王及贵族们的狩猎地。而且非常幸运的是,在第36片中,因为有了该地名与其他地名“商”、“河”、“ ”、“”的关联,这对考定其地望所在,非常有利。

  这里的“商”字,即“入商”之“商”字,当指商王朝的王畿,即商王朝都城安阳殷墟附近的一个大范围概念。这就可以确定“ ”字所在应该在商王朝统治的中心区域之内。甲骨文中的“河”,专指黄河。“其涿河狩至于 ”,可知处在商王畿之内的“”地离古黄河道不远。辞中“”与“”为一字异体,同为一地,即“昧”字。古昧地即后世的沬邦和妹地,就在今河南省淇县古城村一带。而南距朝歌(今淇县城)10公里的古城东、西两个龙山时代和商周遗址,可能就是甲骨卜辞地及昧邑或妹邑的遗迹所在。

  《尚书·酒诰》:“明大命于妹邦。”孔传:“沬,地名,纣都朝歌以北是也。”《诗经·卫风·桑中》:“爰采唐矣,沬之乡矣。”毛传:“沬,卫邑。”《经典释文》:“沬,音妹,卫邑也。”《水经注·淇水》:淇水“东南经朝歌县北……《晋书·地道记》曰:‘本沬邑也。’”昧、沬和妹古音通假,例证如:《易经·丰卦》云:“日中见沬。”《经典释文》:“沬,《字林》作昧。王肃云,音妹。郑(玄)作‘昧’。”

  不仅古代文献如此,验之于西周铜器金文也有佐证。《盂鼎》铭文:“女妹辰有大服”,吴大澂《说文古籀补》释云:“妹,古文以为昧字,《释名》:‘妹,昧业,犹日始出历时少,尚昧也。’《盂鼎》‘妹辰’即‘昧辰’假借字。”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盂鼎》”释文云:“‘妹辰’二字旧未得其解,今按昧与妹通,‘昧辰’谓童蒙知识未开之时也。”所以说“昧”与“沬”和“妹”,同音通假,作为地名,当指古朝歌(今淇县城)以北的“妹邦”和“沬之乡”。

  淇县古城村遗址的地理位置紧靠淇河,在淇水西岸。那么与位于古城村的“昧邑”相关的“”很可能就是“淇”字。如果甲骨文中的“”是“淇”字,它是作为田猎地名出现的,只能说是“淇”地,是一个具体的地点,还不是指淇河本身或淇水流域的所有地方。

  那么,这个水草丰茂、可以猎获到犀牛和麋鹿的田猎地“”(淇)地,可能就是淇水汇入黄河的入河口。古黄河位于古朝歌城及沬地以东10余公里。淇水汇入黄河的入河口即淇水口,后世又称为坊头城和淇门镇,在今河南省浚县新镇镇南部。

  今河南浚县新镇镇前枋城村发现一处商周时期文化遗址,东北距浚县城30公里,西北距淇县城及沬地10余公里。遗址长180米,宽120米,总面积为21600平方米。采集到的遗物有商代的陶鼎、陶盆、陶鬲、石斧、石镰、贝壳等,西周的陶豆、陶鼎、陶鬲等(浚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著《浚县志》,第878页,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根据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这里就是商周时期的淇水入河处遗迹。

  据此,则“商”、“河”、“”、“”等地名的地理位置关系,可以大致明白。如此,则上举《花东》36片甲骨田猎卜辞就可以通读了。“丁卜,在,其东狩?其涿河狩至于?不其狩?丁卜,其狩?不其狩?入商在。丁卜,不狩?丁卜,其涉河狩?”(《花东》36)丁日,在商王朝王畿内的沬邑占卜,占问:是由沬地向东涉过黄河在河东地区狩猎呢?还是顺着黄河南行到达淇地(淇水口)狩猎呢?是狩猎呢?还是不狩猎呢?

  需要说明的是,甲骨文“”字是指淇地,即淇水口一带。但淇水本身并没有出现在甲骨文材料中,究竟为何,还有待进一步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