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河报2007.6.8

“淇河故事”系列之一 淇河冲出太行投奔大海

淇水千古流，一河诗赋唱九州。发源于太行山崇山峻岭的淇河不仅是一条清洁的河，更是一条古老而美丽的河。早在新石器早期，就有人类在这里居住，形成了独具风格的淇河文化。《诗经》中有３９首诗歌诞生在淇河流域。因此，淇河更是一条文化底蕴深厚的河流。 图为浚县境内淇门村淇卫会合处的三岔河口。

向海，是所有外流河的宿命，淇河亦然。

它发源于山西省陵川县太行山的崇山峻岭，在山西流了很短一段，马上入豫，经辉县市、林州市、鹤壁两县一区（鹤壁淇滨区、淇县、浚县），在浚县西南３５公里处的小村淇门入卫河，经卫河汇入海河，奔流入海。

从１∶１００万的地图上看，淇河长不盈 ，大地上轻描淡写的一条毛细血管。总长１６１．５公里，流域面积２１４２平方公里，就这两个数据而言，是小河。

但它一路奔流，重复着河的宿命，践行自然的约定，５万年间，先后通过黄河、卫河，奔流入海。

解读淇河，讲述淇河边的故事，最起始的因由是一本反复读过的《诗经》。《诗经》共３０５首，有３９首诞生在淇河流域。淇河是流淌在《诗经》里的河流，带着人类最初清冽的纯净。

两年前，我与淇河有一面之缘。寒冬腊月，“霰雪纷其无垠”，我自安阳结束采访返郑，中巴车穿鹤壁城而过，忽然车厢里起了一阵小小的骚动，全车人都挤到了两侧玻璃窗前，只见淇河大桥下的河水，在飞舞的雪花中，水是蓝的，像晴空下大海的颜色。这是中原的河吗？怎么可能？

惊鸿一瞥，总有些什么让大家的心变得柔软。乘客们谈论：它是豫北唯一一条未被污染的河流。

江河遍地的远古、中古甚至不远前的现代中原，一条干净的河流不是奇迹，但在当下，它因稀少显得弥足珍贵。

怎么个稀少法？２００７年５月１８日，鹤壁市水利局副局长肖用海指着海河流域图说：“海河流域就这么几条河，滹沱河已干涸，蓟运河、潮白河、北运河、永定河、大清河、滏阳河、漳河、卫河都已污染，涞河还未被污染，淇河在流入卫河前，全流域未被污染。”

而鹤壁市环境状况公报显示：“淇河水质常年保持在国家地面水Ⅰ—Ⅱ类水质标准，达到或超过了功能区标准，为我省最清洁的河流之一。”

这又是件曾经平常现已奢侈的事情。

一条河，汤汤奔流，该怎么解读？空间概念上，我曾想沿着河岸，从上游走到下游。时间概念上，又该如何把握它呢？

“淇河文化的概念不是历史考古学的概念，而是社会文化学的概念，非‘时限’意义上的文化认定，而是‘域限’意义上的文化认定。殷商以至春秋战国时代，是这一地域文化最有代表性、最具典型意义的历史文化时期。”河南学者任骋认为。

殷商以至春秋战国时代，是淇河最阳光灿烂的青春期，搬演青春故事的舞台，不在它的上游，而在它中下游８０余公里的地段，太行山东麓广阔的冲积平原，即鹤壁市境内的两县一区，地标城市便是朝歌（今淇县）。

因此，我截取了殷亡周兴的历史拐点及其后春秋战国时间段落，写淇河本身的个性特质，写流淌在河上的不朽诗篇，写河边一城，写城中才女侠客，河与城，城与人，人与河，如何相依相存，同止同息，共同打造了一段波谲云诡的历史，呈现出绚丽变幻的地域文化。

【今归海河，奔流入海】

作为一条外流河，文化意义之外的淇河，其个性特质是什么呢？

它源于太行山的崇山峻岭，千回百转，东流入海。

鹤壁地方史志专家王俊智说：“淇河发源地和上游，水流是时断时续，水量也不大。”由于采访时间的限制，我未能实地见证源头，从当地电视台拍摄的资料片看到，淇河源头非河非潭非泉，只是晶莹水珠，渗出地皮，小水花银亮，三五步后，水渐成溪。

淇河在太行群山束缚中，河谷形状汇集成长的过程，是像所有的河流一样的——高山融雪、雨水、泉水、风化的岩石碎块，井然有序地向河谷汇集，像一条条反射着太阳光的白亮缎带，渐渐宽大，慢慢地向远方移动。

交错的河谷形状像伸开的手，攫住了大地上的一切，最终将这一切交给大海。然后在海陆交汇的地方，沉积挤压成岩浆，交还给大地，开始新的轮回。

淇河上游奔流于太行山中，水量本不丰沛——近些年又清瘦了很多，有些地段甚至消失，潜入地下。比如在辉县境内，淇河潜入地下，导致１９５８年所修的一个中型水库——要街水库完全干涸。

这是包括淇河在内，好多河流都存在的问题，除自然因素导致的水文变化外，重开发利用乏涵养反哺，令河流萎缩以至断流。

淇水东流，经风光旖旎的河头村、水磨村，进入鹤壁境内，即进入中游，水面开阔，水势平缓，风姿绰约。

２００７年５月１７日，记者和鹤壁市地方史志专家姚慧明、王俊智，鹤壁市旅游局副局长李思平一起，自鹤壁淇水大桥出发，沿河流上溯，经刘庄—庞村镇—许沟—青岩石窟—白龙庙—桑园—竹园—大河涧一线，将鹤壁市境内的淇河段走遍了。

风光是一种野趣散漫的秀与幽，流不湍急，景不骇人，清冽甘甜的水，能看到水草的根部。没有水草的地方，水底卵石一粒粒，水透明得像不存在一样。河水奔行，两边山势有时稍显高峻，河便显得幽深。

河两岸随意生长的本地柳，因随意显得更美。虽然也开发了一些景区，但不见喧哗，一是游人不多，二来河太静，有点声音都被那份静吸收了。

在一片湿地边，我坐于水湄，水中间是一个个小小的黑点，是仙鹤、灰鹤，还是水鸭？不得而知。水是绿的，植物倒映入河，更绿。放眼远望，河边、两岸及整个河谷都被绿意充盈了。

两年前那“惊鸿一瞥”得到了答案，王俊智说：“水流深，又清澈，河水有的地方也会发蓝。”

这与《诗经》中描写的淇河两岸风光还是有差异的，《诗经》中记载，淇河两岸是大片大片的竹林，竹林之外是大片大片的桑林，现在不见踪影。

古时淇河水量很大，北魏郦道元《水经注》记载：淇河当时是一个水系，有六七条支流，如寒涧、澳水、泉源水、马沟水、肥泉等，它们在今鹤壁境内注入淇河。所以《诗经·卫风·氓》会用“淇水汤汤”来形容它。

“汤汤”，是波涛汹涌之意。现在，当地宣传资料中，出现最多的词语是“淇水悠悠”。“悠悠”者，一是长久之意，一是闲适自在之意。用在淇河身上，也很合适。鹤壁人深知，淇水已够不上“汤汤”两个字了。

淇河是在浚县境内淇门村入卫河的。２００７年５月１９日，记者从淇县武公祠经淇县城，过西岗、石奶奶庙，折到卫辉市黄埔村、板桥，再折入浚县淇门村。此处是淇县、卫辉、浚县三县搭界处，距浚县县城３５公里，离淇县县城４０余公里，离卫辉市也不过３０多公里。

车在宽宽的卫河大堤上兜了两圈，同行的淇县旅游局卢敏钧科长也未来过，一时找不到传说中的三岔河口。

远远看见一个老农走来，我们马上把他“骗”上车，给我们带路。

老农叫姚永安，５７岁，淇门村人。他很得意地说：“找我算是找对了，一般人根本不知道三岔河口。”

跟着姚永安，我们下了卫河大堤，沿卫河向北，在农田里走了一里多路，密密的灌木丛中，只见淇河自北向南流，卫河自西向东流，两河汇流，往东北方向流去。

两河水量都不大，像农田里常见的灌渠，平静无波，交汇处一清一浊，一浓绿一黑黄，合流之后，变成黑黄色。

这时的淇河，水质不算全流域最佳，虽然绿意袭人，我估计没法喝。漂浮着浮沫与干草的卫河水，是浅酱油色，岂止没法喝，看都没法看。

我叹息着，淇河真是明珠暗投。有我这种想法的不止一人，南开大学历史学博士朱彦民曾伫立三岔河口，感叹淇河入卫河：“犹八斗高才事庸主，千年佳木置灶窝。”

姚永安说，当地人管淇河叫山河，意思是从山里流出来的，水质好。卫河原来水质也好，河边都是生蛋的老鳖，用叉子都能叉住。１９７０年以前一直都能走船，淇门村里还有专门撑船的，运人运煤运货，顺着河一直到天津。

问他村里现在还有没有船夫和船，姚永安摇摇头：“这不是码头，只是河道，村里船不多，老船夫也都过世了。”

据地方志资料记载，这条河，曾经碧水清流、鱼跃虾泳、白帆点点，上世纪８０年代中后期，卫河上游粗放式“三小”企业大规模上马，卫河被严重污染，草木尽，鳞族绝，成了害河。据姚永安讲，有一年用卫河水浇地，小麦全死了。

只是淇河不知卫河事，千百年来，无怨无悔，千回百折地一径汇入卫河，以实现自己奔流入海的愿望。

淇河在入卫河归属海河流域之前，一直属于黄河流域，是三国曹操的一次水利工程建设，使它弃黄河投奔了海河。

【昔隶黄河，奔流入海】

现在的淇河，有着温婉的女性气质。历史上的淇河，“水量大，落差大，又湍急，河道来回摆，发一次水改一次河道，灾害也是比较多的，但仍是繁忙航道。”鹤壁市水利局副局长肖用海如是说。

诸多史料印证了肖用海的说法，直至唐朝，李白还有“舟车日奔冲”之句。

怎样把淇河变成优良航道？需要借助于水利建设。水利者，不外利用水之“利”，同时防止水之“害”。淇河历史上第一次重要的水利建设，主导者是曹操。导致的一个重要后果，淇河从此归了海河流域。

建安九年（２０４年）正月，曹操为北征雄踞邺城（今河北磁县东南）的袁尚，于淇水口（今淇县东卫贤镇附近）下大枋木筑堰，使其改道，淇河从黄河支流遂为卫河支流。

肖用海说：“曹操的主要目的是借水运兵马粮草，以伐乌桓，同时引白沟水，灌田７０００余亩。”

白沟，是黄河南徙后留下的故道，又名宿胥渎，因水源缺乏，不能畅通。引淇水东入白沟，主要工程分三部分。

首先要在距淇水入黄河处几里的淇水口，下大枋木为堰，以阻截淇水流入黄河。“其堰悉铁柱，木石参用”，相当结实。“堰可能系一种拦河滚水坝性质，漕船由黄河盘坝或拖船过堰，以进入白沟。”肖用海猜测。

拦河之后要引水，在堰北开运渠，使淇水改道流入白沟。

同时还要在顿邱县（今已不存，所辖分别归清丰县和濮阳县）遮害亭东、黄河故道宿胥口北面会淇水处，建筑石堰，以堵塞淇水南边出入黄河的渠道。

引淇入白沟后，白沟水量大增，沿着黄河故道向北延伸，至内黄（今河南内黄县西北）县北，洹水（今安阳河）也汇流进来，使军粮得以通过白沟运到邺城以东地区。从白沟往东北过馆陶县（今河北馆陶县）北至广宗县（今河北威县东），沿着纵贯河北平原的清河故道，至今天的青县附近注入呼沲河（今滹沱河），成为河北地区的水运干道。

“时光久远，曹操在淇河上修筑的水利工程遗迹已荡然无存。”肖用海惋惜地说。

但曹操改变了淇河的归属，影响至今。

"淇河故事"系列之二 朝歌殷人"东渡朝鲜""漂航美洲"

淇河百回千转，奔流入海，生长于淇河边的一些殷商臣民也曾历尽千苦万苦，奔向大海。这些人，史称殷人。

公元前１０４６年初，朝歌城外的牧野，一场决定中国历史命运的会战开始。这就是后世谈论最多、却知之甚少的“牧野之战”。战争的结果，殷灭周兴，大批殷商贵族，一夜之间沦为前朝遗民，被抛入叵测的命运漩涡。“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个极为严重的问题。

长于航海长于经商的朝歌殷人，将忧愤的视线向东北方向望去，看到了他们熟悉的山东半岛、辽东半岛，甚至海的那边。

张光直先生认为：“虽仍需更充分的考古材料证明，中国古人的远航成绩其实相当惊人，数千年前，华人先祖就横渡太平洋，抵达墨西哥、秘鲁。”

这就是传说中“漂航美洲”的殷人，他们走得太远，走到我们正常的想象之外。“这种说法仍需更多的文字学论据支持。”张光直强调。

还有一部分走得近一点的殷人，就渡过黄海，在朝鲜半岛立了新的国家－－“箕子朝鲜”，这已是不争的史实。

无论是“东渡朝鲜”还是“漂航美洲”，都是中国历史上令人诧异的大事件。一个传统的以“大陆－河谷文化”为主流的国家，怎么会有那么大胆、决绝和充满浪漫的事情发生呢？

中科院院士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册》，作为历史最精简的画面，直接地告诉我们，中国自夏至今，始终负陆面海，有着漫长海岸线。

但为什么海洋文化从未成为中国的“主流”文化呢？

《中华文化史》分析说，一是地理因素，二是文化因素。

地理因素上，海洋未能深入中国的陆地腹部，没有内海切割，形成辽阔的远离海洋的区域。濒临的太平洋（古人称“大瀛海”）充满巨大的征服难度。虽然太平洋的东亚海域，在中国大陆、朝鲜半岛、日本列岛、琉球群岛之间构成一个不甚完整的内海，即所谓的“东方地中海”，但航海条件远不如“原版”地中海，航运之盛远不及希腊、罗马时期的地中海。

文化层面上，中国漫长的海岸线彼岸，缺乏对称的文明可供交流。

海洋文化虽然不是中国的“主流”文化，但自古及今，中国也有一些出彩的航海纪录。

春秋战国以降，瓯、越、齐等滨海地区，“为逐渔盐商贾之利”发展了海洋文化；隋唐以降，有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明代更有郑和下西洋的壮举。但这一切并未改变“中国重陆轻海的格局，中国人的海洋事业，从未获得大规模展开的动力”。

再说殷人，夺海东渡之前，他们已熟练掌握制造和驾驭舟楫的能力，他们“投奔怒海”的行动，虽惊心动魄，但并未改变整个大中国的文化走向，他们不能，之后的郑和也不能。

“投奔怒海”的淇河边殷人所能改变的，是他们个体的命运以及所奔赴的陌生土地的命运。

淇河边的殷人，出逃的方向，是和淇河最终奔赴的方向一致的，那就是，向东向东，奔向大海。

殷人确夺海东渡建“箕子朝鲜”

淇河全流域，都有和箕子有关的口传文化或遗迹留存。

淇河在山西陵川县有三个源头，西边源头叫箕子山方垴岭。这里相传是箕子商亡周兴时的隐居地，在这里，箕子还“发明”了围棋。淇河下游的淇县——历史上的朝歌，也曾有箕子庙。

１９９５年，淇县在摘心台公园新修三仁祠，供奉的是箕子、微子、比干三人。

２００７年５月１９日，记者站在箕子像前，想起他传奇的一生和最后远赴海外、打出新天新地的决绝——因道不得行，志不得遂，“违衰殷之运，走之朝鲜”，建立所谓“东方君子国”。

箕子名胥余，是商纣王的叔父，官至太师，贤明正直，曾劝谏纣王，没用。

少师比干，也曾劝谏纣王，被剖心。纣王的哥哥微子干脆带着商朝的祭器离开朝歌。箕子认为，逃离朝歌是变相宣传君主的错误，非人臣本分。他既要表达自己的立场，又要保全生命，咋办呢？

“披发佯狂于奴，遂隐而鼓琴以自悲”，箕子的“发疯秀”其实是变相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纣王以为他真疯了，便把他关了起来。

武王伐纣，革命成功。周武王将箕子从监牢中释放出来，一来求教，二来请其出山。箕子不愿意，就带着５０００个朝歌殷人，从淇水边出发，向东经山东半岛，跨越“东方地中海”，来到朝鲜半岛。这，已是路线明晰的航路。

这批朝歌殷人，创立了朝鲜历史上的“箕子王朝”。周武王便做了个顺水人情，“以朝鲜封之”。

关于“箕子王朝”，中朝两国文献都有记载，《尚书·大传》记载：“武王胜殷，释箕子之囚，箕子不忍周之释，走之朝鲜。武王闻之，因以朝鲜封之。”

《汉书·地理志》亦有记载：“殷道衰，箕子去朝鲜，教民以礼仪，田蚕织作。”

朝韩最古老的史书《三国史记》及其后的《帝王韵记》、《海东绎史》等史籍中都有“箕子朝鲜”的记载。据《海东绎史》记载：“箕子率５０００人入朝鲜，其诗书礼乐、医药卜筮皆从而往。教以诗书，使朝中国。礼乐之制、衙门官制、衣服，悉随中国。”

箕子将商代实行的井田制移植到朝鲜，平壤和汉城郊外今仍有井田遗址。他又将商代法律“改革”后移植到朝鲜半岛。

箕子有学问有修养，后人尊他有“化及民”的本领，他携带的殷商文化，影响朝鲜半岛三千多年。比如：朝鲜人喜穿白衣，源自“殷人其服尚白”；韩国国旗图案，也是源自《易经》的哲学思想。

箕子入朝，创立了朝鲜最早的八个姓氏，即景、秦、康、南宫、鲁、韩、鲜于、齐。之后，历代移民，把更多姓氏带入朝鲜。据韩国统计资料显示，韩国２５８个姓氏，有１３６个来自中国，华裔占韩国总人口的５０％，其中箕子王朝移民后代又占华裔人口的一半。

箕子领导有方，古朝鲜国国力渐盛，春秋时势已达半岛南部。至汉初，被卫满所灭时，这个移民王朝已存在千余年。

生活在朝鲜半岛上，太平洋的波涛，时时唤起箕子对汤汤淇水的回忆，水边的朝歌城，反复出现在他梦里。

当时朝鲜与周朝是朝贡关系，箕子第一次朝贡周朝时，不免要到“废都”朝歌看一看。但故都朝歌，已成废墟，他感慨甚深，写了《麦秀歌》。这是中国有文字记载的第一首文人诗：“麦秀渐渐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与我好兮。麦秀渐渐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我好仇。”狡童指纣王，全诗大意是：你那时不听我劝，最后混得这么惨。朝歌的殷遗民听到，没法不哭。

箕子深得朝鲜当地人的尊崇，今日平壤市郊还有箕子陵。记者查阅相关资料，发现“箕子陵位于平壤风景区乙密台，箕陵古木参天，风景宜人，当地人称箕圣陵。许多年来一直受到很好的保护”。

淇县地方史志专家燕昭安说：“现在韩国的韩氏、奇氏等许多姓氏都将箕子奉为始祖，１９９６年以来，先后有韩国人到朝歌寻根。”

殷人有可能漂航美洲创“玛雅文明”

移居海外的不仅是箕子，还有一些淇河边殷人可能走得更远。

２００１年６月１日的北京青年报，以《玛雅人与中国人数千年前是一家》为题，大篇幅报道了２００１年６月至８月在北京中华世纪坛举行的玛雅文物展。报道中称，数百件珍宝之中，至少有八件展品的说明词提示了“该展品和中国某件文物的相似之处”。

古文明学者王立直接指证“中间有殷人祖先牌位”（展品中的雕像与玉圭），感叹道：“主办者也许并不知道，这是让殷人祖先牌位回乡探亲哪。”

深处内陆的古城朝歌，和中美洲热带丛林中神秘的玛雅文明是如何联系在一起的呢？

时间回溯到公元前１０４６年，周武王破朝歌后不久，自朝歌出发、负责东征的殷军统帅攸侯喜，率１０万东征主力军和林方、虎方等各部及涕竹笋、涕竹舟造船部共２５万人，突然在山东一带消失了，史称“殷史千古疑案”。

２５万殷军民哪去了？

他们神秘失踪不久，在中美洲突然兴起一支有浓烈殷商文明特质的玛雅文明。

燕昭安说，殷人漂航美洲，朝歌人认同这种说法，但找不到更多依据。

学术界最早判断殷人可能东迁美洲者，有国学大师罗振玉、王国维、郭沫若和董作宾。他们是殷商甲骨文研究大家，最早从甲骨文入手，大量解读了殷商史料，逐渐对这一历史事件有所判断。

当代学者王大有、宋宝忠、欧阳可亮等人在《中华祖先拓荒美洲》一书中提到：１９１０年，清政府派外交官欧阳庚（欧阳可亮的先祖）为驻墨西哥专案特使，办理１９０８年墨西哥革命时杀死华侨３１１人索赔专案，并设法调查“华侨中有无殷人东迁的痕迹”（这是受王国维、罗振玉等的委托）。

当时，墨西哥有“奇瓦瓦洲”１７个地区的殷福布族的一百多个家族围着清使馆请愿，说：“我们是中国血统，殷人后裔，是三千年前由天国滋竹舟经天之浮桥诸岛到科潘河畔种豆麦黍粟的农民”，请求清政府保护。

清朝摄政王载沣认为，“于法无据，遂未深究”。

上世纪５０年代，美国考古学家在墨西哥拉文塔一处距今约３２００年的遗迹中发掘出１６尊高

七八英寸的翡翠蛇纹岩雕像和６块玉圭，玉圭上刻中国文字。中国学者王大有等人最先释读出其中有殷商先王先公等名号，认为“雕像与玉圭是殷商王族的祖先牌位，对当时人们有至高无上的意义，不仅证实史书中关于商先世记载的可信，而且证实殷商王族在墨西哥生活过”。

在今日美洲，尤其是墨西哥，仍有许多和商代风格“疑似”的器物与风俗。

由果推因，如何解释？

一些学者认为，殷人东渡的必要性极为可信。

有经商传统的殷部落活动范围相当大，《诗经·商颂》云：“相土烈烈，海外有截”。历史学家翦伯赞认为：相土者，乃殷族又一祖先。就是说，至相土当政时期，殷族的大本营已到“海外”“有截”之地。“有截”居民与殷族有血缘关系。“有截”就是殷人夺海东渡的目的地——在今辽东半岛与朝鲜半岛。

周武王灭商后封箕子于朝鲜。甲骨文中有“箕方”之载。翦伯赞认为：史记《宋世家》中“武王乃封箕子于朝鲜而不臣之也”这句话的深层内容是：其“不臣之也”并非不欲臣之，而实不能臣之，因为那里原本是殷族的根据地。在殷人被周击溃于黄河流域后，一部分殷人退回老家，是很自然的事。汉书《东夷传》云“箕子违殷之衰运，避地朝鲜”，与周武王的封与不封没有什么关系。

箕子所到的“海外”“有截”之地，其实也是攸侯喜将军的目的地。攸侯喜和２５万人“人间蒸发”的地方，在今山东半岛一带，与辽东半岛隔渤海相望，与朝鲜半岛隔黄海相望，他们很可能也是和箕子走了同样的航线。

王大有认为，攸候喜放舟入海，部分人成功到达辽东和朝鲜，但也有船只被风暴卷入海流抑或迷失方向。在季风与海流的推动下，一直向东、向东，最终到达了太平洋对岸的中美洲。

具体航线，甚至可以在世代相传的民间口碑中得到确证。

让我们仔细推敲殷福布酋长对欧阳庚讲述的话：“……这些印第安人是三千年前由天国滋竹舟经天之浮桥诸岛到科潘河畔的……”

打开世界地图，可以清楚地看到，由东海经朝鲜海峡，到日本列岛、千岛群岛，经堪察加半岛南端，到北太平洋的阿留申群岛，直达阿拉斯加，恰如连接亚洲与美洲的一条浮桥岛。而在这浮桥岛南边不远处，就是著名的长年向东流动的黑潮暖流和北太平洋暖流。

需要注意的是，在一批学者强烈主张殷人“漂航美洲”时，还有一批学者持强烈否定态度，他们的主要支柱是——文字学论据疑窦重重，充满了太多的不确定性。

公元前１０４６年“牧野之战”后，一些殷商臣民历尽千辛万苦，奔向大海。他们或东经山东半岛，到达朝鲜半岛，创立了朝鲜历史上的“箕子王朝”；他们也可能走得更远，漂航到美洲。

“淇河故事”系列之三 淇河奔流着“为水击伤”的爱情

卫国故城遗址

前面我们讲述了淇河作为河流本身的固有属性，它执意入海，践行宿命。它养育的殷人宁折不弯，夺海东渡重建新天新地，淇河骨子里，有醇酒一样的烈性。

除了刚烈的性情，沉淀了太多东西的古老淇河，还有其柔软层面－－太多“为水击伤”的爱情，如荷上夜露，冷冷流传。这些，都被《诗经》记录了下来。

《淇河古诗三百首》的执行主编姚慧明先生说，在《诗经》中，黄河被提及的次数最多，其次便是淇河。写黄河的诗有１５首，“河”出现２７次。写到淇河的诗有６首，“淇”出现１８次。写到淇河流域的诗，即卫风、邶风和鄘风加在一起，有３９首之多，占《国风》的四分之一。

淇河在《诗经》中为何如此显赫？

历史上，淇河曾是一条京畿之河。淇河边的朝歌城是殷商末期的国都（一说“别都”），在一百年左右的时间里，是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殷商之后，朝歌又做了四百年左右的卫国首都，“河凭城贵”，淇河依然是焦点。因政治地位显赫而成为《诗经》表现的焦点，也算理所当然。这是原因之一。

“古诗三千，孔子仅存其十之一，可谓严矣。”《诗经》是经孔子严格筛选过的，淇河流域仍然荣选３９首诗，或者说３９首民歌，可以设想当地民歌有多么庞大的基数，当年的淇河也许该叫“歌乡”。

古人认为，“音出于山则刚，出于水则柔，出于原则和”。淇水流域，山、水、原俱全，乐曲必然是既刚且柔且和，可粗犷激昂，能委婉隽永，又风韵独具，这是出现大量民歌，出现大音乐家的地理前提。

相传古时有“十二音神”——大音乐家，排第四的“韵吟王豹”，便是春秋时的著名歌星。《孟子》中记载：“昔者王豹处于淇，而河西善讴。”意思是王豹这位大音乐家住在淇水边，而且黄河西淇河流域的民众，都特别善于歌唱。王豹之后，还有大音乐家师旷，既有“领军”人物，又有群众基础，淇河成为“歌乡乐海”，已是时人共识。

淇河流域是“歌乡乐海”，孔子才能在“海选”的基础上，最终筛出３９首民歌来。这是淇河在《诗经》中地位显赫的原因之二。

需要指出的是，孔子对淇河流域并无偏爱，相反还有偏见。这儿的民歌称“卫风”，和淇河南边三百里的郑国民歌合称“郑卫之音”——“郑卫之音，乱世之音也。”曾被孔子公开批判。虽然批判，孔子依然选了３９首，怕是淇河边上的歌手“太有才了”，圣人也封杀不了。

这３９首民歌，大都与人类最炽烈的男女情爱有关，表达感情奔放、热烈和大胆，塑造了淇河的另一副表情。

卫女张扬“自由与专一”

《诗经》中喝淇河水长大的卫国女子，如淇水一样美。

《诗经》著名的《硕人》，就是写淇河边的女子——卫庄公夫人，它像曹植笔下的《洛神》一样，成了当时难以企及的美的典范：

“……手如柔荑，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这段描写美女的经典诗句，现在看来有点怪怪的，但当时的审美观就这样。美女卫庄公夫人，身材颀长丰满（即硕人），健康自然，额头丰满，眉毛弯弯，笑起来还有两个酒窝，眼睛黑白分明顾盼生波。

不仅美女个儿高，《考槃》里在山涧结庐独居的隐者也是高大俊朗，有着“硕人之宽”、“硕人之轴”的身材。《伯兮》中女主角夸奖丈夫，也是“伯兮朅兮，邦之桀兮”。当时的淇河流域，一定有一大批高大健硕的“好男儿”和“超女”活生生地生长着，才会在民歌中被反复吟唱，凝定为审美标准。

高大的卫女们，她们的爱情标准又是什么呢？

孔子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意思就是纯正。因为纯正，才铸就了《诗经》的爱情核心。自由和专一，是淇水边的爱情宣言。

卫国的桑间濮上，卫女们可以和情人自由欢聚——这是符合政策要求的。为繁育人口，周代统治者实施官媒制度，规定每年春二月，未婚的男女青年可以自由选择对象，自由同居。

自由的卫女，爱情往往是真挚的、纯粹的，也是大胆热烈奔放的，不惜付出任何代价。《蝃蝀》中的姑娘，找到了自己的心上人。她勇敢地“私奔”，虽然遭来“大无信也，不知命也”（不知廉耻，不懂父母之命）的指责，但爱情的坚决，使得她在一个落雨的早晨，在天上悬挂的彩虹下，远离父母兄弟，义无反顾地投奔了爱情。

细读淇河边的３９首诗，我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多情男女，热烈地恋爱之后，只有一个目的－－结婚。两个人分开了，就想方设法在一起，如果在一起了，就祈祷着永远不要分开。

他们一见钟情，不顾一切地结合，但他们不会像现代人“天亮以后说分手”，或者“天不亮就说分手”，他们“说好永远不分手”，要“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生死离合，与你已山盟海誓。拉住你的手，与你偕老到白头”。在我的审美体验中，所有的爱情誓言，没有比这个更激荡人心的了。

甚至在爱人不幸辞世后，他（她）们仍牢记旧情，希望在另一个世界里继续相爱。《邶风·绿衣》中的男子，沉痛地悼念去世的妻子。他想到自己一有什么差错，是妻子好言相劝。夫妻相亲相爱，如今，妻子不在了，他感到失去妻子的痛苦，永远也不会完结。

追求爱情，千年如斯。爱情中的“自由与专一”，始终是一个两难命题。淇河人似乎做得不错，其实依然辛苦，也有苦恋、失恋、绝恋，也有弃妇、怨妇，但至少《诗经》里淇河边的爱情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范本，它那般美好清澈，又那般凄清遥远，如同《蒹葭》中在水一方的女子，“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

“桑园”本是爱的隐语

在《诗经》里关于淇河流域的３９首诗歌中，反复提及的植物是桑与竹。我沿河寻找，以感悟当时的美景。

在鹤壁淇滨区白龙庙附近，淇河边上，两个风光美丽的小村落——桑园村和竹园村如同绿色柔蔓上穿起的两个小葫芦。

但是桑园村无桑，更听不到采桑女清脆的笑语。竹园村无竹，历史上著名的北方产竹基地，难觅竹影。

淇水边上曾有大片桑树，今淇县赵沟村南与三海村北之间，相传是纣王种桑养蚕之地，也称“古桑园”。

曾经的大片桑园只剩下地图上的一个个标志，采桑女们动人的身姿，也只有在《诗经》里才能寻觅到。

在以农耕文明为主的中国文化里，“桑园”这个词潜藏着许多深意。法国汉学家桀溺分析过牧女与桑女，认为游牧民族爱情故事的主角是牧女，空间是草原牧场；农耕民族的爱情主角是蚕娘，空间是桑间田上。

《诗经》中便有多篇以桑园为舞台的爱情诗篇，此后桑女深深储存在文人的素材结构中，成为农耕民族爱情的主角，并在文学中升华为审美的意象。“古老的桑园因为有着太多的故事，以至于成为一个爱的隐语。”学者傅道彬认为。

《桑中》写道：

爰采唐矣？沫之乡矣。云谁之思？美孟姜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宫，送我乎淇之上矣。

爰采麦矣？沫之北矣。云谁之思？美孟弋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宫，送我乎淇之上矣。

爰采葑矣？沫之东矣。云谁之思？美孟庸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宫，送我乎淇之上矣。

上古先民的吟咏中，春日是采桑女幽会的季节，桑中和上宫是桑女幽会的地点，在这里，桑中是朝歌别名，上宫也在朝歌附近。

诗中的孟姜、孟弋、孟庸是指一个女子，为押韵而用字不同。

“这是一首朴素、深婉的恋歌，描写一对恋人思恋、等候、约会、送别的情景，是《诗经》中典型的叠咏体。如果乐谱不失传，词曲相配，会更美吧。”姚慧明分析道。

与《桑中》桑女相比，《氓》中的桑女显然是不幸的，遇到一个负心汉，成了弃妇。

“氓”，意思是那个人。桑园村的农民解释“氓”，叫“闷儿”，土话里一种看来老实却有心计的人。

《氓》诗很长，情节分恋爱——婚变——决绝三部曲，是《诗经》中最优秀的作品之一。这里选其中三段。

氓之蚩蚩，抱布贸丝。匪来贸丝，来即我谋。

送子涉淇，至于顿丘。匪我愆期，子无良媒。

将子无怒，秋以为期。

这是恋爱。热恋中的桑女既真诚又热烈，可惜好景不长。

桑之未落，其叶沃若。于嗟鸠兮，无食桑葚；

于嗟女兮，无与士耽。士之耽兮，犹可说也；

女之耽兮，不可说也。

这是情变。桑女与“氓”如愿以偿结婚后，桑树还没有衰败，叶子还很润泽，桑女就感到情变的危机，因此感叹，女人不可和男人沉溺于情爱，男人沉溺于情爱，还好解脱。女人一旦沉溺，便无法解脱。

桑女委屈：“三岁为妇，靡室劳矣；夙兴夜寐，靡有朝矣。”桑女更愤怒：“女也不爽，士贰其行。士也罔极，二三其德。”女人没有差错，男人却变了心。男人随心所欲，言行反复无常。

桑女终于下决心分手，摆脱这被侮辱被伤害的命运：

及尔偕老，老使我怨。淇则有岸，隰则有泮。

总角之宴，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

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诗中最后几句话，是赠给世上一切背信的情人：在你信誓旦旦的时候，哪料到你会像今天这样反复无情。既然如此，算了算了，什么都不说了，从此恩断义绝。

《氓》实在是首断肠诗，三千年前，那条经过卫国的淇水，于漆黑的寒夜里默默流淌，谁也不知道，有个女子立于水湄，从心底把爱生生掐断，泼出去的，是“汤汤”淇水。

三千年前的女子，走得决绝苍凉！

淇河成了“阻滞”的象征

《氓》中，淇水担当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先是作为背景贯穿，“送子涉淇，至于顿丘”，相恋时依依不舍。“淇水汤汤，渐车帷裳”，被弃后再涉淇返回娘家。“淇则有岸，隰则有泮”，从生活经历中最深的场景兴起内心的感情。

多年用心于淇河诗文研究的姚慧明先生说：“在《桑中》与《氓》的爱情中，淇河不仅是事件赖以发生发展的环境场所，还担当着阻滞的角色。”

《桑中》算是爱情喜剧，通篇都是对热恋的深情咏唱。重章叠句的三章末尾全用“期我乎桑中，要（邀）我乎上宫，送我乎淇之上矣”，可以想见，一对恋人，隔河而居，淇水有着时空的双层“阻滞”之意，空间上的分离，在恋人心中，有时会换算成时间上的分离，所谓“一日不见，如三秋兮”。

《氓》中淇水三次出现。第一次，“送子涉淇，至于顿丘”，卫女在热恋，淇水是地理阻碍，“送子涉淇”的本身，就有了冲破阻碍的意义。

“淇水汤汤，渐车帷裳”，卫女被抛弃回娘家，“汤汤”的“淇水”仍是两人之间的感情阻滞，是横亘在他们之间的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

“淇则有岸，隰则有泮”，卫女自省之后，斩钉截铁地走向决绝，淇水，见证她的痴情，也见证她的悲哀。

淇河流域３９首诗中，还有一首《有狐》，写妻子怀念流离不归的丈夫，三章第二句分别为“在彼淇梁、在彼淇厉、在彼淇侧”，这位妻子并不知道丈夫所在的确切地点，“淇梁、淇厉、淇侧”就是阻滞的意象。

“在古代，交通极不发达，关山难越，河川难济，因而，水的阻隔特征与思妇、征夫、离友有情难传、有家难归的心境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姚慧明认为。

受《诗经》的影响，历代爱情诗中的淇河多有以“阻滞”意象出现的情况。

历史上，淇河边的朝歌城是殷商末期的国都，在一百年左右的时间里，是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殷商之后，朝歌又做了四百年左右的卫国首都。显赫的政治地位，使淇河流域成为《诗经》表现的焦点，使淇河成为一条文化河。

“淇河故事”系列之四 故城朝歌：“风暴眼”辐射商文化

淇河边最重要的地标性城市——朝歌（今淇县），是商代百年都城，后为卫国国都四百年。两段迥异的历史叠加在同一块土地上，恰如一枚硬币的ＡＢ面，Ａ面朝歌和Ｂ面卫城，细品，滋味截然不同。

在朝歌城中，有一个最耐人寻味的帝王，数千年来，很少有像他这样被脸谱化的帝王，他被世代的百姓诅咒，甚至凝定为一个成语——“助纣为虐”，他就是商纣王帝辛。

２００７年５月１８日下午，我出淇县城东行８公里，来到河口村北的淇河西大堤上，在这里我看到一座高大的土冢，其后依附有两座较小的土冢，这就是纣王及妃子墓。墓前石碑上“纣王之墓”四个字，是１９８７年由历史学家周谷城题写的。

我在墓前停留了约２０分钟未见游人，一辆小排量私家车绕坟转了一圈儿，卷起烟尘走了。这个场景充满隐喻色彩——被明朝许仲琳《封神演义》妖魔化的纣王，很长时间里，也是这般被诸多史学家粗看一眼，马上就下了结论。

事实上，作为一个在位５２年的帝王，他不可能是个脑子进水的弱智儿。从古及今，也一直有对他比较客观的评说。

春秋时代，孔子弟子子贡（卫国人，熟知纣王历史）就说：“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恶皆归焉。”社会舆论水分太大，八卦得厉害。孟子认为他“故家遗俗，流风善政”。如果说子贡还有家乡情结、“护短”嫌疑，山东人孟子是没有感情倾向的。

《史记》记述纣王形象：“资辨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并不丑。他曾平定东夷，开拓淮河和长江流域，促进北方文化向南方传播。郭沫若评价说：“这个人是了不起的人才，对中华民族贡献非常之大。中华民族能向南发展，是纣王的功劳。”

“古史辨”学派的创始人顾颉刚先生，运用“层累造成中国历史”学说，分析“传说中的纣王之罪，也是层累积叠发展，时代愈近，纣罪愈多，也愈不可信”。认为纣王的罪行，源于周代的政治宣传，并被后人尽情夸大。

当地民间传说，也印证了顾先生的看法。当地人认为，纣王前三十年是明君，后二十余年是昏君。

现在的朝歌城中，殷商古迹处处可见，真假参半，酒池肉林、折胫河、摘心台、鹿台，控诉着纣王的“七宗罪”。真实的那个叫帝辛的人，已经被淹没在岁月深处。

我关注纣王，无意为他翻案，只是因为他像绝世美女一样，也倾了城倾了国。在他手中，一个辉煌的朝代覆灭了。

因为商灭周兴，淇水边的朝歌成了当时中国政治的“风暴眼”，历史凝定的那一刻，地覆天翻，个人被时代所裹挟，情感被逼到偏峰绝崖处，许多动人心魄的事发生了。

商朝“殷顽”乃古洛阳始建者

商末４个帝王都于朝歌，尤其是纣王，在朝歌建立了强大的帝国。史料称，纣王曾先后在朝歌营造三道城垣，头道城的北门淇水关（今淇县高村）距南北常屯４５华里。二道城南北长约３１００米，东西宽约２１００米。三道城约６０万平方米，这是“邦畿千里”的大国风貌。淇县有民谚说：“殷纣王的江山，铁桶一般。”

“铁桶一般”的朝歌故城，“全面钻探１９９０年１２月刚开始，仅在北城门路段发现城门线索，宫殿区、作坊区、墓葬区仅试探中发现一些线索，尚未经发掘，其中绝大部分地面因现代民房复压已不具备发掘条件。”淇县旅游局文管所所长王小运说。

故城无存，朝改代换，旧贵族面临最大的心理落差——“怅望卅秋一洒泪，萧条异代不同时。”现代作家张爱玲在自己的照片上题了这句诗。三千余年前，殷商贵族有着同样的窘境，但这种感伤还是奢侈的，前提是新的统治者没有赶尽杀绝，实施“怀柔”之策，笼络民心。

武王灭商立周，但商朝实力并未被完全摧毁，这才有淇河边的殷商贵族，率领大批殷人夺海东渡，或奔赴朝鲜半岛立箕子王朝，或在季风和海潮的推动下，漂航到更遥远的美洲。更多的走不了的旧贵族，被新政权以“移民”和“怀柔”的政策分化和收购了。在这个过程中，从朝歌走出的大量殷人，把殷商文化有效地传播了出去。

战争一结束，武王把殷商大量的能工巧匠迁到陕西，利用他们先进的农耕技术开发渭河河谷。

周初各封侯国都曾分配到若干有技能的殷商旧族，为新王朝服务。

武王为了“怀柔”商人，封纣王的儿子武庚为商王，治理殷地。不放心，又在朝歌设了三个小国即卫、、邶，分别由自己的三个弟弟管叔、蔡叔、霍叔统治，监视武庚，史称“三监”。

周王朝建立两年后，武王去世。管叔、蔡叔联合武庚发动反周复殷战争（一说武庚是被胁迫），周公旦三年平叛，最终杀武庚，巩固了周王朝的统治。

据史料记载，这次战争，朝歌被夷为废墟。三千年后，淇县文管所的工作人员发现，这个城“废”得十分彻底。

武庚被镇压，朝歌遗民跟着倒霉，被贬称“殷顽”，被迫迁居到洛阳白马寺附近，如今洛阳东郊周代遗址的残存中，还有２０多座殷移民墓。

这是商朝遗民的第二次大迁徙，其中贵族较多，他们不仅有较强的势力，还有较高的文化技能。

据《尚书》“康诰”和“召诰”记载，商遗贵族迁洛，并未沦为奴隶，仍保留自己的田宅、领地和臣属。主要工作是建造新都洛邑，洛阳最早是朝歌工匠按国都规格建造的。洛水边的洛阳，与淇水边的朝歌，因此有了斩不断的联系。

这个最早的洛阳城，像它的母本“朝歌城”一样，如今也已荡然无存，只能依《考工记》及其他文献大致推测。据《考工记》记载：“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城中九经九纬，经途九轨，左祖右社，前朝后市，市朝一夫。”宫殿位于王城中央最重要的位置，将太庙和社稷挟于左右，说明西周时君权已凌驾于族权、神权之上，中国宫殿的总体格局已大体初定。

文化“侵略”从一碗面条开始

鹤壁电视台曾历时一年，拍摄多集淇河文化专题片，在宏大叙事的同时，涉及一个生活细节——浆面条。

片中，鹤壁电视台的女记者站在洛阳街头说：“洛阳水席，是洛阳饮食业的骄傲。洛阳水席，是从浆面条开始的。洛阳人常称自己是浆面条的正宗，但很少有人知道，洛阳浆面条，是从朝歌传入的，传入时间可上溯至周。”

电视片分析，殷商时小麦产量非常低，主要农作物是杂粮，朝歌贵族都有家奴，其中不乏好厨子，他们想出一套粗粮细做的办法，先将绿豆掺水磨成浆，让其发酵，用浆把锅涮一下，再用油把锅一擦，倒入浆，烧到起沫时，下入宝贵的杂面条，面条太少了，还需要加入绿豆面汁，再把青菜、葱花、黄豆、花生米等放入，这就是豫北的粉浆饭。殷顽贵族迁洛时，把这种吃食带过去了，变成了浆面条。

建造洛阳城是一个浩大的工程。柏杨在《中国人史纲》中说：“周王朝在此兴筑的是两个相距二十公里的双子城：西城称为王城，东城称为成周——成周也称洛邑、洛阳，不久就成为全国政治文化的中心。”历时甚久，建城的“殷顽”贵族浆面条吃腻了，怎么办呢？“殷顽”厨师们继续打绿豆的主意，用绿豆粉、浆、粉条再加上萝卜、青椒、笋等家常蔬菜，做成汤汤水水的菜，这就是水席的雏形，很受破落贵族的喜爱。

据说到了唐代，因武则天的“力挺”，这荤素混做、清新可口的洛阳水席，从民间走进宫廷，登上大雅之堂。

鹤壁电视台绘声绘色讲的这个“面条物语”，记者求证于鹤壁和淇县的地方史志专家王俊智、燕昭安，两人均表示：“三千多年了，这事真不好说。两种饭，都是用绿豆当原料，洛阳的浆面条加作料多一点，豫北的粉浆饭以浆为主。”

是不好说，因为无法求证于“信史”，鹤壁电视台的专题片中也没有专家站出来讲话。

记者再查“洛阳浆面条”的资料，均言“历史悠久，妇孺皆知”。但怎么个悠久法，没有答案。

三千多年前的一碗面条，一时难住了我。洛阳没有明确的记载，鹤壁的说法，既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难道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鹤壁方试图用多种证据，印证一种无法回溯的可能。洛阳呢，显示的是如何把一种源自饥饿的最平民化的吃食，发扬光大，直至登堂入室的现状。

时光倒流三千年，如果浆面条确属朝歌移民带来的食物，这件事是不能小瞧的——它成功地控制了洛阳人的胃口。如果能控制人的胃口，还有什么文化习俗不能潜移默化地渗透呢？

实际上，许多物质产品（包括饮食）都负载着丰厚的文化内涵，传达着丰富的文化信息。比如美国的“麦当劳”，它已成功地左右了中国许多孩子的胃口，并通过胃，让这些孩子接受了美国消费文化，这已是一种变相的文化“侵略”，也是一种十分有效的文化推广。

朝歌形象自兹开始扭曲

因纣王的灭国，朝歌成了“风暴眼”，殷商文化通过各种途径开始向外播迁。

朝歌变成“废都”，其凄凉从殷商重臣箕子所作《麦秀歌》中可窥知一二。

更糟糕的是，这座河边大城从此被辱蒙羞，和商纣王一起被“妖魔化”。

朝歌，本意是喜迎朝阳，高歌黎明，这本是喜庆的字眼。受纣王所累，连朝歌的民间音乐（郑卫之音），也因与“感通幽冥”、“推广教化”的雅乐相抵触，被骂为乱世之音。《史记》中甚至说：“纣作朝歌之音，朝歌者，歌不时也。”认为大清早就唱歌，很不合时宜，有点没事找事。他还认为，朝歌的“北鄙之意”，必然“身死国亡”。这有点由果推因了。

因为朝歌被妖魔化，围绕着它，发生了许多令人啼笑皆非的事。

《水经注》、《续博物志》等都记载过“弟子掩目”，说是孔子的弟子颜回、子路、宰予等驱车出游，宣传“时代主旋律”周礼雅乐。他们沿淇河边走，天黑了，准备到前头的一座城里找地儿住，颜回一打听，这里竟然是朝歌，大惊失色，忙命车夫催马快跑，车上其他人也都用手捂住眼睛，不视“凶地”。只有曾被孔子批评为“朽木不可雕”的宰予不肯捂眼睛，朝歌城外淇河边笑语喧哗的俊男美女让他看花了眼。子路看到他这样子，一脚把他从车上踹了下来。

战国初期，还发生了“墨子回车”之事。对此，《淮南子》、《水经注》都有记载：战国初，墨家学派的创始人墨子做了宋国大夫，他坐着朴素的黑马车，带学生到处游说，也是走到朝歌一带，看见了河和城，一打听是朝歌，二话没说，赶紧调转车头绕道而行。

朝歌被“妖魔化”的程度，时间愈久，程度愈深。淇县地方史志专家燕昭安先生讲到这么件事，在朝歌城南关帝庙前，原是一条官修驿道，立有一通丈多高的巨碑，刻着“殷朝六七贤圣君故都”，立碑者是明代监察御史孙徵兰，是朝歌人，他性格狂放，文才卓绝，敢在“国道”上为殷朝故都立碑，是了不起的行动，但毕竟思想还“解放”得不彻底，藏藏掖掖，拉出个“六七贤圣君”作代名词，朝歌两字，已成忌讳。

孙徵兰立碑时，许仲琳所著的《封神演义》影响还不大，但千百年间人们对纣王的偏见已根深蒂固。

燕昭安感叹，直到近代，一些朝歌籍的诗人、书画家，仍在自己作品后面署“古沬人某某”，少有人署“朝歌人”。一个人羞于提及故土，这背后有着多么强大的心理重负。

淇河边的这片土地何辜？朝歌人何辜？

“在正义的要求与践行中，化恨为爱，将爱贯彻到底，这已成西方文明中最有价值的一部分。”学者徐虹在《南方周末》上撰文说。这是一种让我们很陌生的爱，这种爱，何时才能进入我们的灵魂，成为中断爱恨情仇轮回的巨大力量？

在许仲琳的《封神演义》中，商纣王被妖魔化，至今仍难以为人接受。事实上，纣王对中华民族有相当大的贡献。他被妖魔化源于周代的政治宣传，并被后人尽情夸大。

“淇河故事”系列之五 卫国故城：酸甜苦辣四百年

淇县县城东关的卫国制骨作坊遗址

卫国故城，是在殷都朝歌的废墟上兴建起来的，仍然是一座淇水边的城市。

卫国，始建于公元前１１世纪初，始封之君是周武王之弟康叔。周公在平定商王武庚叛乱后，把原来商都周围地区和殷族遗民分封给他，成为当时的大国，立都仍在朝歌。

自公元前１０４２年至公元前６６０年，卫国在朝歌立都近四百年。之后都城先后迁移数次，至公元前２００年在野王城（今河南沁阳）败国。卫国在春秋战国时期，前后生存了８００年，在当时封国与封国间，诈欺火拼层出不穷的险恶国际社会中，算得上生命力惊人。

卫国都城朝歌的前四百年，是其盛世，有过康叔之治、武公盛世、文公中兴之辉煌，也曾演绎过大夫石 大义灭亲之壮举、许穆夫人驰骋救国之热忱等动人故事。

被迫迁离朝歌后，卫国之君的爵位一贬再贬，地盘一缩再缩，被灭时只剩下弹丸之地。究其原因，“皆因统治者内部淫纵乱伦，为权而争、互相残杀所致”。淇县地方史志专家石同勋认为。

历史的风云已烟消云散，唯留城池旧迹供人凭吊。

“卫国都城，俗称朝歌二道城。城址平面形状呈长方形，南北长２２５０米，东西宽１６５０米，城墙宽７０米，城内面积约４２０平方米。现存城墙剩四段，城内有多处遗址，２００６年，已升为国保。”淇县文管所所长王小运说。

２００７年５月１８日、１９日，记者跟着王小运四处探访卫国故城。

城墙只残剩几段，王小运把我带到他认为“最完整”的一段。路边是一个约３米高的土坡，上面是大片黄熟的麦子。城墙呢？“脚底下的麦地就是，有７０米宽，和周围的麦田连成一片了。”王小运说。

城墙和田野“融”得太好，看起来让人觉得摸不着边际。但只要一弯腰，城墙边（或者说麦田边）的杂草丛中，便有许多碎陶片，让人恍然于它的久远。

宽达７０米的城墙，上世纪７０、８０年代还保存得比较完整，“如果没遭破坏，可和山西平遥的城墙比美。”王小运惋惜地说。

淇县县城东二环南头路两边，一大片茂盛的麦田下，是总面积达一万平方米的东关制骨作坊遗址。

这是当时卫国人制造骨刀、骨镰、骨针的料厂，生产车间和工人宿舍。１９８６年发现遗址时，采集到牛、猪各种骨骼，其中还有留有锯痕的骨片。据当地老人讲，清宣统年间，附近群众在此挖出很多骨头，卖给了一个意大利商人。

距离制骨作坊五六百米的地方，是付庄冶铁遗址，总面积达１．５万平方米，考古发掘出了冶铁残炉、木炭及残鼓风管等，只是没有铁，遗址上还采集到春秋中晚期和战国初期的细陶豆、折沿旋纹陶盆等。

从城墙、冶铁遗址和制骨作坊规模上可以断言，当时卫国都城朝歌是何等繁荣与昌盛！“这对研究卫国的城池建筑、手工业、冶炼业和经济状况提供了实物资料。”王小运说。

卫国故城的宫殿区、墓葬区尚未进行全面钻探，不知其详。

“康叔之治”媲美“武公盛世”

康叔，名封，周武王的同母弟，卫国始祖。

康叔赴任时，周公旦以《康诰》、《酒诰》、《梓材》谆谆告诫道：“你一定要访求殷遗民中的贤人君子和年高德劭的长者，了解殷朝先人所以兴盛、所以灭亡的道理，务必要爱护人民。”

康叔遵照周公旦的教诲，释放奴隶，分给耕地，鼓励开辟私田，畜牧、手工业都得到迅速发展。他还改变了同姓通婚的习俗，取消了活人殉葬的恶习，使卫国成为西周最大的侯邑之国。成王赐给宝贵的祭器，以彰其德。

康叔之后，卫国第十世国君卫武公也是贤明之君。据史料记载，卫武公在位５５年，百采从谏，察纳椎言，上佐周平王息戎患，下修康叔之政，政通人和，深得周、卫庶民爱戴。

卫武公还很注重搞市政建设，建了国家级园林——淇园，密植淇竹，规模大景色美。后人为纪念他，在淇园旧址建了武公祠。

２００７年５月１９日，我从淇县县城向西北方向走了３０多公里，沿宽宽的盘山公路进入浅山区，先看到夺丰水库拦起的淇河水，水色深碧如玉，镶嵌在山谷中。自水库再向西行，深深的谷底，一线弱水蜿蜒于乱石间。同行的淇县旅游局卢敏钧指着谷底说：“这儿就是淇园旧址，曾修有武公祠，新中国成立后，武公祠前还立有巨碑一块，上书‘淇园’二字。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修夺丰水库时，把这些都淹了。”

淇园不在，武公祠不在，但卫武公的形象却活在了《诗经》里。

因建淇园植竹，当武公高龄而逝后，卫国人开始唱一首赞美竹子歌颂武公的歌——《淇奥》，这既是《诗经》中最著名的歌颂淇河的篇章，又是最著名的歌颂美男的篇章，还是最有名的写竹的诗歌。

瞻彼淇奥，绿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瑟兮僩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终不可谖兮！

瞻彼淇奥，绿竹青青。有匪君子，充耳琇莹，会弁如星。

瑟兮僩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终不可谖兮！

瞻彼淇奥，绿竹如箦。有匪君子，如金如锡，如圭如璧。

宽兮绰兮，猗重较兮。善戏谑兮，不为虐兮！

诗中的“奥”字，是水流拐弯之处。

看这首诗，我们先看到武公相貌堂堂，衣饰华美。之后是“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的才能。最后，是歌颂他的品德高尚。“如圭如璧，宽兮绰兮”。从三个方面，步步深入地塑造了一个完美的君子形象。

和美男一起出现的，是淇河水流拐弯处（即淇奥）的“绿竹猗猗”、“绿竹青青”、“绿竹如箦”的美丽。

人如竹，竹如人，人与河，河与人，构成一个完美统一的整体意象。“‘绿竹’成了‘淇奥’、‘淇园’、‘淇’、‘淇上’、‘卫武公’等的艺术化身。它们因绿竹而不朽，绿竹因它们而成了中华民族品格和情操的象征。《淇奥》一诗也成了中国竹文化的源泉之一。”鹤壁地方史志专家姚慧明说。

遗憾的是，曾遍布淇河流域的竹子现在基本消失。清代《河南通志》还有记载，“今其地有紫茎竹，斑竹，凤尾竹，淡竹数种。”现在连这些都没了。唯一留存的，只是被历代文人反复引用的“淇奥”、反复歌咏的“淇竹”而已。

石碏为国“大义灭亲”

卫完，卫国十二世君。公元前７１９年，卫完要到洛阳朝见周朝国王，他的弟弟卫州吁跟智囊石厚，在饯行宴会上把卫完杀掉，卫州吁即位。“这是春秋时期有文字记载的第一次封国内部发生的政变，导致的恶果是，政变像瘟疫一样流传开来，在各封国接二连三发生，不可遏止。”柏杨在《中国人史纲》中分析此事。

石厚是大臣石 之子，与卫州吁的关系甚密，两个人都是坏孩子，并肩出猎，驾车乱闯，骚扰朝歌百姓。石 鞭责教训儿子，把他锁进空房。石厚越墙逃出，住进州吁府中，同吃同睡同干坏事。后来，二人竟合谋弑杀卫完，卫州吁做了国君。

之后，为挟制国人、立威邻国，两人又商量着攻打郑国，劳民伤财。百姓传唱歌谣：“一雄毙，一雄兴，歌舞变刀兵，何时见太平。”不义的统治，已招致卫国朝野上下的竭力反对。

石碏是卫国的重臣，他决心消灭叛逆。他利用儿子，向卫州吁提出拐弯抹角的建议：“你虽然当了国君，但没有国王（周朝）的承认，恐怕人心不服。如果想让国王承认，莫过于你亲自去一趟洛阳，国王如果接见你，就等于认可你的继承是合法的。传播天下皆知，你的地位就稳当了，万一拒绝……”

卫州吁当然愿闻其详，石 就开始给他设套了：“陈国（河南淮阳）国君妫鲍，对国王很恭顺，国王也很尊重他，卫国和陈国关系又好，你最好去陈国访问，请妫鲍先给国王做做工作。”

石碏是石厚的爹，石厚是自己的“铁杆班底”，卫州吁当然听老石的意见。没想到石碏跟妫鲍都安排好了，两人一到陈国，就被抓住了。

石碏知二人在陈国被拿，立即派人去邢国迎接姬晋回来就位（卫宣公），并派人去陈国处死卫州吁、石厚，众大臣都说：“石厚是从犯，可从轻处罚。”

石碏闻听大怒，说：“我那不肖子助纣为虐，坏事做尽，你们请求从轻发落，难道使我徇私情不顾大义吗？我就亲自去杀了他。”

石碏的一个老家臣要求替他办这件事。老家臣到了陈国后，石厚说：“请将我用囚车送回卫国见见父亲的面，再处决我。”老家臣说：“我就是奉你父亲的使命来的，你想见父亲，就让我把你的头带回去见吧。”于是就把石厚杀了。

《左传·隐公四年》评价这一行动：“石碏，纯臣也……大义灭亲，其是之谓乎。”“大义灭亲”的成语便由此而来。

溯源姓氏，石碏乃石氏之先祖，淇县是石氏宗族的发祥地。

“懿公好鹤”终亡卫国

卫国比较倒霉，卫州吁之后没过多久，又出来一“顽主”，他就是卫国第十四代国君卫懿公。“懿”字说明此人德行不错，但夸奖一个人德行不错往往等于说他能耐不足。

卫懿公是个动物保护主义的先行者，有着过于前卫的动物保护意识，他爱好养鹤，如痴如迷，不恤国政，不问民情。

鹤不但在朝歌城里横行无忌，还都封了官，吃大夫俸禄，鹤出门，都乘“轩”。普通的车是直辕，“轩”是曲辕，带顶篷，减震效果好，是大夫级别的坐驾。

养鹤是很花钱的，朝野上下怨声载道。

公元前６６０年，北狄人（今大同一带）出兵伐卫，聚集两万骑兵进犯，直逼朝歌。

卫懿公“敛兵授甲，抵御狄寇”，但国人都不肯响应卫懿公的战争号召，说：“您还是让鹤出征吧。”

无奈，卫懿公躬身亲行，御驾亲征。一半是赌气，一半也是要讨好卫国人。这是他犯的第一个战略性错误——对于兵无常形、战无常法的北狄人，实施城镇保卫战比野战更能发挥中原诸侯的优势。

卫懿公率领着三心二意的战车兵和尾随其后的步兵，对狡猾的敌人在荧泽（朝歌北）实施野外正面冲击。狄人诈败，急于求胜的卫懿公大乐，催动战车穷追——这是他犯的第二个错误。

当时的战车优势全在于密集使用，队列很重要，以缓慢节奏为主，即使双方激战，战车也不要乱驰，以免队列混乱。卫懿公一阵撒丫子猛追，车队行列大乱。狄人趁机把战车分割包围，部将劝卫懿公赶紧偃掉大旗，乘乱逃跑，卫懿公不听。狄人望见卫懿公的旗号蜂拥而来，卫懿公不明不白地被狄人捉住，吃掉了。

卫国大夫弘演奉命事陈，闻听卫国大败，卫君死于荧泽，便到荧泽寻找懿公尸骸。见懿公尸体已零落不全，只有一只肝完好，弘演对之膜拜，大哭不已，喃喃说道：“主公无人收葬，吾将以身为棺耳！”遂拔佩刀自剖其腹，手取懿公之肝，纳于腹中，须臾而绝。“剖腹葬肝”的典故由此而得。

《尚书·旅獒》云：“玩物丧德，玩物丧志。”卫懿公好鹤而亡国，被《尚书》列为“玩物丧志”的典型。

这场灾难沉重地打击了卫国，据前来救援的宋国战后统计，卫国国都被攻破后，活着逃过黄河的仅有７００余人，再加上各地逃难来的人，也只有区区五千多口人。

卫懿公死后，朝歌沦陷，石祁子等人护着公子申向东逃到漕邑（今滑县），立公子申为卫戴公。之后又先后迁往楚丘（滑县东７０里）、帝丘（今濮阳），但国势衰微，成为靠仰人鼻息而生存的小国。

自公元前１０４２年至公元前６６０年，卫国在朝歌立都近四百年。在这近四百年里，卫国有过康叔之治、武公盛世、文公中兴之辉煌。如今，从遗存的城墙遗址、冶铁遗址和制骨作坊遗址上我们可以猜想，当时的卫国都城是何等繁荣与昌盛。

“淇河故事”系列之六 许穆夫人：中国最早的女诗人

公元前６６０年，卫懿公因爱鹤被北狄攻陷了国都朝歌，当时国际社会霸主是齐桓公姜小白，他还未来得及救援，卫国就溃败了。但齐桓公仍为卫国的五千余名残民，在东方四十公里的漕邑（河南滑县），另筑了一个新都，公子申为卫戴公。

在卫国生死存亡之际，有一女子挺身而出，大声疾呼，为卫国免于灭亡立下功勋。

她就是文学史上公认的“中国最早的女诗人”——许穆夫人。

《中国通史·妇女》中认为：“《诗·国风》里有不少歌咏妇女的诗，也可能有不少为妇女自己所做。但一直到现在，可确认女作者姓名的诗，以许穆夫人所赋《载驰》为唯一的诗篇。如单以做诗的时间而论，许穆夫人的《载驰》要比屈原的《离骚》早三百几十年。”

有些资料称，她比西方第一个女诗人萨福还要早。萨福生长在从“口传”到“信史”过渡的时代，约略推算，生卒在公元前６３０年～公元前６１２年（较多沿用）之间，许穆夫人生卒无考，从公元前６６０年她已参与国际社会政治活动来看，此时已婚，她比萨福大几十岁是没问题的。说她是世界范围内最早的女诗人，也是对的。

许穆夫人是卫国贵族，她少女时代曾经在淇河边嬉戏钓鱼，淇河边至今留有多处“许穆夫人钓鱼处”。

在鹤壁市淇滨区淇河大桥附近，有几块磊落的大石头，鹤壁地方史志专家王俊智说：“许穆夫人到底在哪儿钓鱼，史书无载。这儿是传说中的一处。水流虽然平缓，但水比较深，是钓鱼的好地方，周围景色也好。”

看来许穆夫人钓鱼是游击式的，打一枪换个地方。两天之后，我在淇县又见到一处“许穆夫人钓鱼处”。

出淇县城东八九公里有河口村，村头有一方台地，高于周围地面数米，下面是淇河河床，水边密生着速生杨，颜色深浓。淇县旅游局的卢敏钧指着台地说：“这儿便是钓鱼处。”

台地后来被称作“凤凰台”，卢敏钧说：“王子称龙，王女称凤，许穆夫人是卫宣公的孙女，卫戴公、卫文公的妹妹，当然是凤了，所以她的钓鱼台，就演变为凤凰台。”

凤凰台上，没有纪念许穆夫人的建筑，倒有个不伦不类的玉皇阁。顺阁往北走，有三进院子，供着送子老奶、十二老母等神。

在淇县，神庙多得让人诧异。之前我去荆轲故里——淇县南关村时，村内小街上相距２０米就有一座关帝庙和一座观音庙。淇县人自己也说，村村建庙，处处敬神。

细考其因，朝歌曾为殷都，“宗天尚鬼”的殷人一生都活在神鬼的震慑之下，跪伏于祭坛的迷雾之中。千载之下，遗风犹存。

当年的许穆夫人，在大厦将倾时，并没有将希望寄于神鬼身上，凭着一己之力，建立功勋，并被《诗经》记录下来，成为千载留名的女子。

西汉末年，刘向编《古列女传》，专为许穆夫人立传，盛赞其“慈惠而远识”。

《竹竿》见证无忧少女

许穆夫人身世复杂，我们不多扯这一团乱麻。“一般公认的说法，许穆夫人是卫宣公孙女，卫戴公、卫文公之妹。”淇县地方史志专家燕昭安说。

许穆夫人的姨齐文姜和母亲齐宣姜是春秋时齐国著名的“姐妹花”。齐文姜和自己的哥哥齐襄公乱伦，导致丈夫鲁桓公被谋杀，但后来她帮助儿子治理国政，表现出很高的政治军事才能，细究“姨妈的后现代生活”，实在难以评说。

许穆夫人的母亲齐宣姜，本来许的是卫宣公的儿子姬伋，卫宣公听说她是个大美人，在淇河边建了个新台，把儿媳妇娶来当成了自己的媳妇，还生了两个孩子，之后引发了宫廷血案。《诗经》中的《新台》讲了这事。柏杨在《中国人史纲》中，用了约两千字的篇幅讲“卫国新台丑闻”，他认为“这件事之所以重要，在于它说明，多妻制度下的中国宫廷，是一个黑暗的、人性沦丧的毒蛇穴窟”。

倒霉的齐宣姜在卫宣公死后，又被齐襄公（她娘家兄弟）逼着再嫁给卫宣公的庶子昭伯顽。

这事后世看着奇怪，当时也显得很出格。《左传》记载“（昭伯顽）不可，强之”。是说男方不同意，但女方的态度未交代，估计也不太乐意。

不过他俩竟然一口气生了五个儿女：齐子、卫戴公、卫文公、宋桓夫人、许穆夫人。

这种家世背景，会影响许穆夫人一生。

部分专家认为，《诗经》中除《载驰》外，另外两首署名为无名氏的“卫女思归”之作——《竹竿》、《泉水》都是许穆夫人的作品。

三首诗，如同人生三部曲，相对完整勾勒出许穆夫人（或更多卫女）生活的场景来。

她（或更多卫女）在卫都朝歌长大，读书习文，在城郊骑马射箭，在淇水边垂钓荡舟，在青山绿水间自由生长。这些在她后来回忆少女生活的《竹竿》诗中，都有所披露：

籊籊竹竿，以钓于淇。

岂不尔思？远莫致之。

泉源在左，淇水在右。

女子有行，远兄弟父母。

淇水在右，泉源在左。

巧笑之誾，佩玉之傩。

淇水滺滺，桧楫松舟。

驾言出游，以写我忧。

翻译过来就是：钓鱼竹竿细又长，儿时垂钓淇水旁。少女时光怎能忘，路远无法回故乡。汩汩肥泉于左方，哗哗淇水流右方。女大当嫁要出门，远别了兄弟和爹娘。

淇水潺潺在右方。肥泉汩汩在左边淌。明眸皓齿一女郎，身上环佩响叮当。淇河水欢快地流淌，驾小舟划双桨。顺水漂流到远方，消散我胸中的忧伤。

《泉水》流淌忧国情怀

复杂的家庭背景，决定了许穆夫人不会像普通女孩那样天真单纯。

到了该出嫁时，她了解国与国之间的政治性联姻，情愿把自己当作政治的贡品。

燕昭安说：“当时许国（今河南许昌一带）和齐国（今山东东北部，都城临淄）都来求婚，许穆夫人想嫁到齐国去，因为齐国离卫国又近又强大，许国太弱小。她颇有远见的主张未被采纳，还是嫁到了许国，成为许穆公的夫人，后世称之为许穆夫人。”

许穆夫人很容易让人想起《红楼梦》中的探春，她嫁到许国后，就像探春时刻忧心贾府的命运一样，也时刻惦念卫国。当时卫懿公已经当政，人民怨声载道。《泉水》就是在这样的状态下写成的：

毖彼泉水，亦流于淇。

有怀于卫，靡日不思。

娈彼诸姬，聊于之谋。

意思是泉水流入淇水中，对卫国故土没有一天不想念。那些美丽的姬姓姐妹，先和她们商量商量怎么办。

接着女诗人又回忆了出嫁时经过泲水、干地的情景：

出宿于泲，饮饯于祢。

女子有行，远父母兄弟。

问我诸姑，遂及伯姊。

出宿于干，饮饯于言。

载脂载辖，还车言迈。

遄臻于卫，不瑕有害？

意思是出来寄宿在泲地，喝饯行酒在叫祢的地方。女孩子出嫁，远离了父母兄弟。告别了我的各位姑母，然后是大姐。

出来寄宿在干地，喝饯行酒在叫言的地方。给车轴涂上油呀安上键，调转车头往回走。迅速到达卫国，该不会有什么不好？

最后女诗人说：

我思肥泉，兹之永叹。

思须与漕，我心悠悠。

驾车出游，以写我忧。

意思是：我思念肥泉，更加长叹。思念须地和漕地，我心忧伤。驾起车出游，以排遣我心中的忧伤。《泉水》和《竹竿》表达的都是出嫁后的许穆夫人（或更多卫女），思念故国父母而不能回去，十分苦闷的心情，但细微的意旨又有不同。《竹竿》是思慕故国的风景人物以及当年的游钓之处，而《泉水》则是直伤卫国国事，深切地为归卫作筹谋，感情和行为上都更进了一层。

许穆夫人（或更多卫女）为何会有这么浓重的故园之思呢？

自周初开始，周密的宗族血亲制度便占了中国社会生活的统治地位，这种被美学家李泽厚先生称为“清醒的现实理性”的制度，使得人们一旦离开故国家园，便成无源之水、无根之木，形成了国人与生俱来的思乡情结。明白了这一点，才能明了《竹竿》和《泉水》中那种美丽、甜蜜、欢欣、痛苦交织在一起的浓郁醇烈的乡愁，而故乡的一水一木，如此触及内心最柔软的一隅。

《载驰》激荡图存救亡

不出许穆夫人所料，卫国到底让卫懿公搞垮了。

卫戴公（许穆夫人的亲哥哥）在漕邑建了新都，不久戴公也死了，卫国人又立文公（也是她的亲哥哥），国势仍危。

卫国的巨大变故，使许穆夫人悲痛欲绝，她向丈夫许穆公提出援卫要求。许国君臣怕得罪狄人，只派使者到卫国吊唁戴公。一切正应了她当年的预见，许国弱小，不能依靠。

作为一个女人，她该怎么办呢？

许穆夫人带着随嫁的姬姓姐妹，毅然驾车奔卫，共赴国难。

可是她胆小的丈夫怕惹火烧身，不准她去，还派了一群大夫在后面驾车追赶阻止。

许穆夫人悲愤之下，遂写下流传千古的爱国诗篇《载驰》，全诗如下：

载驰载驱，归唁卫侯。驱马悠悠，言至于漕。大夫跋涉，我心则忧。

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视尔不臧，我思不远。既不我嘉，不能旋济。

视尔不臧，我思不閟。陟彼阿丘，言采其芒。女子善怀，亦各有行。

许人尤之，众穉且狂。我行其野，芃芃其麦。控于大邦，谁因谁极？

大夫君子，无我有尤。百尔所思，不如我所之！

全诗前三段大意是：我回国吊唁，招致你们阻拦，我很悲伤。你们虽然束手无策，但我决不能丢下故乡。你们对我的责难既幼稚又轻狂。

《中国通史·妇女》中分析，许穆夫人为卫提出“控于大邦”的想法，是卫国仅有的出路，卫国实际上也是依着这条路线走过去的。

所以许穆夫人在最后一段坚定地称：“我马行在郊野上，麦苗蓬勃如水浪，快向大国去求告，亲近的就会来救助。诸位大夫贤君子，请勿责我违礼仪，你们考虑上百次，不如让我走一趟。”

《左传》记载，她的《载驰》渐渐在诸侯国间流传开来，卫文公也采纳了妹妹的意见，“控于大邦”，向齐国求助。

《左传》还具体记载了齐国的援助情况：“齐侯使公子无亏率车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漕。归公乘马，祭服五称，牛羊豕鸡狗皆三百，与门材。归夫人鱼轩，重锦三十两。”意思是齐桓公派公子无亏率三百辆战车三千甲士前往漕邑，帮助卫文公守城，稳定了局势，使卫国免于灭亡，并资助牛、羊、鸡、豕及建筑材料，帮助卫国建立新都——楚丘（今滑县）。

这首诗以及诗背后救亡图存的果决行动，凸显了许穆夫人令人激赏的智慧与勇敢。放在当下，她的身份见识不是季莫申科，也是赖斯之流。

卫戴公之后，是卫文公当政。卫文公艰苦创业，发展生产，到晚年军力增长十倍，后又吞并邢国（今山东聊城），国势复兴。卫成公为避狄人侵扰，再迁帝丘（今濮阳西南），经百余年休养生息，重又呈现出经济繁荣的景象。

进入战国后，卫遭到赵的不断蚕食，国土日削，政治上也愈加腐败，行将自取灭亡。但卫的灭亡将破坏赵、魏间的均势，所以魏国攻赵救卫，使卫侥幸保存下来，成了魏国的附庸。

秦王政六年（公元前２４１年），秦攻魏，占领濮阳一带设置东郡。卫国遂迁徙到野王（今河南沁阳），转受秦的保护。秦二世元年（公元前２０９年），卫君角被废为庶人，卫成为最后灭亡的周代封国。柏杨在《中国人史纲》中分析：可能是它太小了，小到嬴政把它忘掉，１２年后，胡亥忽然想起了它，才把它取消。

弱小的卫居然在夹缝中生存，成为最后灭亡的周代封国。在朝歌被攻破的历史拐点上，如果没有许穆夫人的奔走疾呼，想来卫国的历史，会是另一番面貌吧。

许穆夫人是文学史上公认的“中国最早的女诗人”，在卫国生死存亡之际，她挺身而出，凭着一己之力，为卫国免于灭亡立下功勋，并被《诗经》记录下来，成为千载留名的女子。如今，许穆夫人依然为家乡人所爱戴。

“淇河故事”系列之七 刺秦荆轲出生在淇河边

距今２２００多年前（公元前２２７年），秦国长安的咸阳宫内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影响所及，加速了秦王嬴政统一全国的步伐，６年之后，嬴政即以“始皇帝”君临天下。

这件事发生后，嬴政再也不敢接近与诸侯（东方六国）关系密切的人。

一百多年后，司马迁为撰写《史记》到处采访时，从与此事件目击者夏无且有亲密过从者的口中得知了许多细节，这令太史公感慨非常，在以细腻的笔触刻画这一事件后，他感叹道：“此其义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较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岂妄也哉！”意思是这件事成与不成，它的意义都十分明显，为了不辱使命而最终名垂后世。

这件事，从类型到影响，都可拿来和２００１年发生在美国的“９·１１”事件相比。事件的背景，同样涉及强权政治与文化冲突。事件的操作，同样由极少数人策划，精心培育杀手，多番沙盘推演，从细节上逐步完善。事件的地点，同样在当时强势集团的核心区域。

只是“９·１１”事件，因殃及数千无辜的后果，被全世界人民一致谴责。而我们要讲的这一事件，两千多年来，与它相关的每一个人物，每一个细节都被人反复咀嚼，衍生出无尽的文章及谜团，中国人在这一事件中倾注的感情，复杂得一言难尽。

你大概已猜到了，我要说的是：荆轲刺秦。

荆轲刺秦，在《史记·刺客列传》提到的六名刺客（曹沫、专诸、豫让、聂政、荆轲、高渐离）干的活儿中，规模最大，成本最高，准备最周密，牵涉的人数最多，然而最终失败。

“刺秦”发生后，“秦王大怒”，像两千多年后的美国人打阿富汗一样，没过几个月便攻下燕都蓟城（今北京的前身）。都城失守后，退守辽东的燕王姬喜为保全自己，把“刺秦”的策划者——儿子姬丹的人头献上，秦王不吃这一套，５年之后，还是灭了燕。

这是我们知道的事实。

“刺秦”当然可以有另一种结局——荆轲成功，那么中国历史将会完全被改写。如果荆轲动作再快一点点，动作幅度再大一点点，他切下的不该只是嬴政的一只袖子，或者嬴政不是那么健壮，反应速度不是那么快……这真是历史偶然性的又一例证。

这个跌宕起伏，很适合拍成大片的故事里，流淌着一条著名河流——易水（距北京以西１２０公里处），公元前２２７年的深秋，荆轲的朋友们在河边“皆白衣冠送之”，高唱着：“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此情此景，极为煽情。故事流传下来了，易水从此被人熟知。

少有人知的是，故事的绝对男一号荆轲，是在河南北部的一条河边长大的，这条河就是淇河。

荆轲墓淇水边？蓝田县？

《史记·刺客列传》中记载：“荆轲者，卫人也，其先乃齐人，徙于卫，卫人谓之庆卿。而之燕，燕人谓之荆卿。”

荆轲的生年无存，只能通过司马迁的“夹缝文章”约略推算。“荆轲好读书击剑，以术说卫元君，卫元君不用。其后秦伐魏，置东郡，徙卫元君之支属于野王。”

荆轲读书击剑，该是青少年时期，成年后感到自己学得差不多了，才会“以术说卫元君”。

我查阅《卫国国君世系政要纪年初考》，卫元君公元前２４６年继位，是卫国倒数第二个国君，他的儿子君角是末代卫君。卫元君建都在濮阳，整个国家只剩下濮阳弹丸之地，并且自他的爷爷开始，爵位已经从公贬侯，从侯贬君，势力极为衰微。荆轲为何向这么一个人寻求报国机遇，我们不得而知，但从这里我们知道，公元前２４６年左右，荆轲已经成年。

荆轲成年之前，在哪度过的呢？

淇县地方史志专家燕昭安说：“他是朝歌南关人。淇县老县志一直有记载。墓至今尚存。”

２００７年５月１８日下午，记者到淇县南门外的南关村去寻找荆轲墓。只见麦田里的一座土墓，也就一人多高，墓的中心被铲平，墓成了个拉扁的“门”字形，墓侧插着“严禁取土”的牌子。

墓冢上，长满荒草和野花，还有几株带刺的酸枣树。

墓是“县保”，荒凉在我的意料之中。因为，此前我已见过太多荒败不堪的“省保”甚至“国保”级墓地。

但让我想不通的是，被现代影视剧炒作得厉害的荆轲，其墓地应该有看点的，可在当地竟不被看重。

立于墓前，往西看，四五公里外是云梦山；向东二十公里，是淇河。

朝歌南关人荆轲，当年就是在淇水边上习剑读书，心系天下。淇河边还有个纣王墓，对于他是个反面教材，因此以后才走上为抗暴秦不惜以命相搏的人生道路。其实他完全可以走另一条路，稍早于他的朝歌老乡商鞅，就奔了秦国，以“商鞅变法”名垂青史。

淇河边的早期教育，包括纣王对他的警示，大概已涂抹出了荆轲的人生底色。

荆轲墓，南关村人一直叫“大冢”，“最少有三亩地大，两丈多高”，村民们说。

怎么变成现在这模样了？

“听俺父亲说，日本侵略中国时挖过（荆轲墓），没挖到底，死了几个人，不敢挖了。”南关村村民刘永水说。

８３岁的南关村村民王桂林也讲了件事：“国民党也挖过，没挖出来啥东西。墓土让大家拉走盖房了。”

“民国十八年（１９２９年）的一天早晨，有人发现两丈多高的荆轲墓被挖开，三尺见方的石门洞开，冒着幽幽的寒气。盗墓者是淇县师范学校校长李道三，但未找到金银珠宝，只获得一支绿锈斑驳的古剑。”燕昭安说。

王桂林和燕昭安讲的可能是同一次盗掘，但荆轲墓被盗掘过不止一次，已是不争的事实。

关于荆轲故里，全国别的地方，未见记录，没人来争。但荆轲墓，不止一处。

“荆轲被秦王嬴政肢解后，身首数断，秦人怜而葬之，仅蓝田就埋有两处。荆轲墓作为蓝田古墓葬，历史上久负盛名。”这是陕西蓝田县的宣传。蓝田县在西安东，距西安不到５０公里。西安，就是荆轲殉难地。

蓝田同样有老县志可资证实。清代《蓝田县志》载：“荆轲墓在县西北三十里，今位于华胥乡支家沟西北……”又据民国牛兆濂《续修蓝田县志》载：“荆轲墓在县城北关西北……”

只可惜这处墓葬，在“文化大革命”时被夷为平地。蓝田人又在旧址基础上，即陕西蓝田县北关中学内新建了一处。

名人墓葬多处，并不奇怪。事实上，这两处墓葬，各有依据。非辩个青红皂白，也没必要。因为都不过是感情的寄托而已！

我猜测，两千多年前的墓葬，除非帝王陵如秦始皇陵，能完好保存下来。以荆轲的身份难有这份待遇。两地的记载，只有明清以后的县志，采信时应斟酌。

还有，“荆轲刺秦”后，秦王暴怒（他甚至在６年之后还要在全国通缉荆轲的朋友与伙伴），荆轲第一难留全尸，第二难留墓葬。

两地墓，都是衣冠冢的可能性更大一点。

荆轲刺秦学艺不精？盖世英雄？

洋洋５３万字的《史记》，写了六个刺客，荆轲是其中之一。六刺客合传的《史记·刺客列传》全文５０００多字，荆轲占了３０００多字。对惜墨如金的司马迁，这样的处理，太例外了。

荆轲刺秦，高潮在“秦王发图，图穷而匕首见”。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惊险的场面之一：

荆轲从秦舞阳手中拿过地图，一步步走近秦王，这时候的秦王很像《智取威虎山》中从胡彪手中拿到联络图的座山雕。只见他眼睛发亮，一把拿过图来，这图是个卷轴，横着拉开，荆轲站在他的右侧，才能“左手把秦王之袖，右手持匕首揕之”。只是“未至身，秦王惊，自引而起，袖绝。”

司马迁是千古第一史官，他有间接当事人的直接描述，这段写得像电影剧本，省了两千年后电影导演多少事。

这是历史的关键时刻，荆轲左手抓住秦王的袖子，右手抽出地图中的匕首直刺，地图长，且秦王高大壮硕，未等刺到，贪看地图的秦王惊觉，本能地抽身而起，荆轲匕首刺到，把袖子切了下来。

荆轲刺秦王，唯一可能得手的瞬间，错过了。不然，这柄以百金购得并经毒药淬炼的“徐夫人匕首”，只要划上秦王的身体，不需多深多长的伤口，只要渗出一点血丝，“人无不立死”。

这之后，事件的发展出乎所有人的想像。

荆轲开始提着匕首追赶绕柱子狂逃的秦王，老中医夏无且用“药囊提荆轲”，打中，干扰了他一下，仅这一点时间，秦王的长剑拔出来了，“击荆轲断其左股”，荆轲动不了了，

“引其匕首以提（掷）秦王，不中，中桐柱”，最后一线希望也破灭了。

以匕首刺秦王不中，撵又撵不上，是荆轲“轻功”不行？老中医丢个药囊能打中他，荆轲扔出匕首却伤不了秦王，是准头不行？

荆轲刺秦前，反复要求找副手，是对自己的武艺没自信？

司马迁可能是真喜欢荆轲，尽管如此，他对荆大侠未有一丝讥诮的语气，只是借用鲁句践的话含蓄表达了自己的态度。鲁句践曾当面呵斥荆轲剑术差，事后痛惜：“嗟乎，惜哉其不讲于刺剑之术也！”

司马迁认为，没有必要人为地吹嘘拔高荆轲，什么“天雨粟，马生角”，什么“伤秦王”，统统都是忽悠人。

但他仍然盛赞包括荆轲在内的刺客们，说“此其义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较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岂妄也哉！”成败另说，最终不改其志，也得留名青史。

当代作家张承志认为，“长久地震撼中国的荆轲刺秦王事件，作为弱者的正义和烈性的象征，作为一种失败者的最终抵抗形式，被历史确立并且肯定了。”

高渐离为友谊？为正义？

公元前２２１年，秦始皇一统天下。此时距荆轲刺秦王失败已经六年。荆轲的朋友高渐离凭借音乐才能来到秦始皇身边。

秦始皇了解高的身份，他要在安全的前提下，听美妙的音乐，于是他弄瞎了高渐离的眼睛，让其随侍身边。

高渐离慢慢地能离秦始皇近一点了，他将筑（古乐器）中灌了铅。再近一点时，他举起灌满了铅的筑扑向秦始皇。像荆轲一样，高渐离也失败了。

高渐离是一个杀狗的屠夫，地道的燕国人，他和荆轲的友谊是从荆轲游荡到燕国后发展起来的。“酒酣以往，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于市中。”尽管他们曾在易水岸边筑、歌合鸣，那一刻两人灵犀相通，心心相印，但在行刺秦王这一行动上，高渐离的动机与荆轲的动机却不一样。荆轲刺秦是“必得约契以报太子也”，是为了报答燕太子丹的“知遇之恩”。

作为燕国一个狗屠，高渐离在整个事件中是个旁观者，太子丹于他无恩，秦王于他无仇。他的行刺和权势者毫无关系，他只是为“知己”效忠。

河南大学学者、杂文作家郭灿金评价此事说：“这一行为也超越了刺客惯常的‘义’的范畴，还原为一种最简单的友谊。是的，它仅仅只是一种动人的友谊。”

高渐离的超绝，又反衬出荆轲的不凡来。所谓知己，其实是另一个自我。能让朋友甘心用生命去报答自己友谊的，也只有荆轲，只有他有这种感召力和人格魅力。

荆轲死后六年，秦王一统天下。在客观上，他给秦王的行动加了一鞭，给燕国和卫国们的灭亡推了一掌。

我们以“荆轲刺秦”结束整个系列，是因为它结束了波澜壮阔的战国时代，同时也结束了淇河流域最光华绚丽的历史时期。

（全文完）